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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后来南镇大营解散了，加夫里洛夫辗转于波兰和德国的几个战俘营，此后不久，又流落到德国哈麦利斯堡市附近。希特勒匪帮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很大的军官战俘营，那里监押着数千名我军被俘军官。
在哈麦利斯堡，命运使加夫里洛夫和卡尔贝舍夫中将相逢，后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工程师，伟大卫国战争的杰出英雄。早在一九四一年，身负重伤的卡尔贝舍夫就陷入法西斯囹圄，一直被监禁在战俘营。敌人使用各种伎俩诱使他降服，但他对此嗤之以鼻，表现了惊人的尊严和骄傲。这个热情如火的爱国主义战士，为战俘营的战友们树立了苏联军人的楷模，他始终不渝地鼓励人们以英勇不屈的精神战胜敌人的奴役和各种可怕的考验。
一次在同卡尔贝舍夫交谈时，加夫里洛夫问他，对战争何时结冰有什么看法，将军忧郁地笑了笑。
“咱们再喝上一千次这样的稀菜汤，战争就会结束了，”他说，可立刻又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战俘营里，难以下咽的稀菜汤每天只给一次。这犹是说，按照将军的看法，只有到三年后战争才会结束。加夫里洛夫当时觉得这个期限太长了。只是后来他才信服，卡尔贝舍夫的话具有何等的先见之明：战争果然在这次谈话后大约三年才结束。可是，将军本人却没有能活到胜利的一天：在茅特豪森死亡营里他被希特勒刽子手野蛮地处死了——党卫军分子在严寒的冬天用冷水浇在他身上，直到把他冻成一块巨冰块。
在哈麦利斯堡战俘营里，加夫里洛夫数度打算出逃。可是战俘营位于德国腹地，而且警卫森严。加之加夫里洛夫经常患病，严重的疟疾常使他卧床不起，战伤和震伤又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少校几乎成了个聋子，右手根本不听使唤。因此，逃跑的计划一直难以实现，直到胜利前夕他才获得了自由。
在受敌人奴役期间，加夫里洛夫的表现始终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的称号，在敌人面前他从未卑躬屈膝。他轻易地通过国家审查，恢复了少校军衔，一九四五年秋重新受到任用。
这种安排看起来的确有些出乎意料。一个刚刚经受了战俘营那恐怖的、灭绝人性的制度的考验，忍受了敌人对手中战俘非人侮辱的人，现在竟又被任命为苏联西伯利亚日军战俘营的首长了。
人们一定以为，这个人准会在战俘营里变得冷酷无情，他似乎现在可以以某种方式把他所遭遇的不幸统统发泄到敌人的直接同盟国身上了。但是，在这方面加夫里洛夫也同样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和苏联人的胸怀和气质。他以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把监押战俘的工作组织得无懈可击。他预防了战俘中伤寒病的流行，制止了日军军官在经办俘虏供应事务方面的舞弊行为。我看见，他家里有一些表彰他在战俘营工作出色的奖状。
但是，他在部队服役的时间不长，战后苏联武装力量迅速削减，首当其冲的是从前的战俘。他被安排退休，靠退休金过日子。给他规定的退休金有限——当时，对于当过战俘的人来说，服役年限竟不把卫国战争那几年包括在内，所以靠这点钱度日是不容易的。加夫里洛夫携带他的后妻迁居克拉斯诺达尔，那是战前他长期供职的地方。他节衣缩食，在市郊盖了一座简陋的小屋。
不过，物质困难并没有把他吓倒。这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一直沉重地压在他心头。原来，从战俘营出来之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党籍。他就此多次上访，但得到的答复是，他遗失了自己的党证，所以应该同其他人一样，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对他这个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党联系在一起，处处都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要求自己的人来说，这种决定实在太令人痛苦了。他向我叙说了自己的苦恼，我答应他回莫斯科后一定帮忙。
从克拉斯诺达尔一回到莫斯科，我立刻跑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介绍了我所了解的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情况。监委工作人员建议我给加夫里洛夫写信，要他马上把恢复党籍的申请书寄来。不用说，这件事他是决不会耽搁的。从我这方面也给监委写了报告，说明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中的作用，介绍了他的功绩。此外，我又同那些向我介绍过少校事迹的人们进行联系，请他们写好材料，加盖印章，立刻寄来。
所有材料都转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久，国防部总政治部党委开始审议加夫里洛夫的问题。加夫里洛夫应召来到莫斯科，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他的党籍问题得到了重新审查。我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向委员会介绍了我所收集到的材料。
在上级机关审批之前，党委会的决议没有公布。加夫里洛夫焦急地等待着对命运的裁决，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我家。终于这一天盼到了，党委会的工作人员往我家里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决议已经批准，加夫里洛夫恢复了苏共党员的党籍。
我们通话时，加夫里洛夫的房门打开了，他探出身来，凝神地望着我的面孔。他的耳朵震得有点聋了，听不清我们谈些什么，不过根据我的口形他很快就猜中了一切。这时我看见，这个饱经沧桑、已经五十六岁的人，突然象孩子似的手舞足蹈起来……
加夫里洛夫返回故里了，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他一封报喜的信。他说，党证已发到了他的手上。
此后不久，国防部重新审议了他的退休金问题，发现按照规定退休金应大大增加，这立刻解决了他的物质困难。
又过了几个月，一九五七年二月，传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为表彰加夫里洛夫在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中的英勇顽强精神和杰出功勋，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
一九五七年二月，苏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前夕，在罗斯托夫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里，加夫里洛夫接受了政府的崇高奖赏。在隆重的气氛中，著名的卫国战争统帅、两次苏联英雄普里耶夫上将当着许多军官的面，把金星勋章佩带在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的胸前。此外，还有一件喜事更是完全出乎加夫里洛夫的意料：在授予他金星勋章的同时，不是授予他一枚，而是两枚列宁勋章。政府授予他第二枚列宁勋章，是因为他长期在军队中全心全意服役。
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功勋和这场光荣保卫战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和英雄人物——加夫里洛夫少校的名字，如今已传遍了我国用每一个角落。成百上千封信件飞向克拉斯诺达尔郊区的小屋。其中大部分是请柬。不少加盟共和国、城市、军区来函邀请加夫里洛夫前去作回忆报告。他的大部分时间现在都用在了到各地的巡回报告上，所以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他现在象一个著名的男高音，到处巡回演出。他到过西伯利亚和远东，会见过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水兵，访问过乌拉尔和列宁格勒，重游过自己的故乡——鞑靼，还去过乌克兰。
一九五八年夏，加夫里洛夫正在外地作报告，当到达基辅时，他听到了一个新的喜讯。马伊科普斯基农村选区的劳动者推选他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于是，这个曾为祖国自由而英勇战斗、历尽艰辛、现在赢得祖国应有赞誉的人，同我国人民推选的许多优秀人物一道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
第二部 无名英雄和知名英雄
第一章 光荣的一页
今天，布列斯特英雄的丰功伟绩已经家喻户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已成为伟大卫国战争史上苏联人民特别珍视的一页。无怪乎现在常常会听到或看到人们往往把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保卫战同诸如敖德萨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类上一次战争中的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这怎么可能？”熟悉我国抗击希特勒德国历史的人会提出这个疑惑莫解的问题。难道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和那些英雄城的保卫战可以同日而语吗？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都钳制和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兵力。这些城市的保卫战都是关键性战役，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对苏联同法西斯德国的决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著名的伏尔加河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和转折点。难道能把小小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列入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当然，一九四一年六至七月发生在西布格河畔古老的边陲要塞的战斗，就其规模和军事意义而言，都不能与伟大卫国战争中上述几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相比拟。布列斯特要塞守军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全力抵抗，但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遏止或明显地削弱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它的兵力太少，它的抵抗不过是一九四一年大规模战争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在伟大卫国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光荣地位呢？为什么十五年后才对传奇般的守军的战斗始末有所了解的我国人民，会这样高度评价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功勋呢？
也许，一个历史实例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好的回答。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日俄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朝鲜的釜山港附近，俄国的”瓦良格”号巡洋舰在海上同日军的一支拥有多艘舰只的分舰队遭遇。“瓦良格”号的英雄水兵同兵力大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展开了战斗。他们冒着敌人整个分舰队可怕的火力，高傲地进行了殊死的激战，决不肯降下自己的军旗，而当战舰被击伤无法修复时，为了不使它落入敌手，他们竟把战舰凿沉。
当然，俄军单舰抗击敌整个舰队的这场光荣战斗，没有也不可能对俄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什么影响，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它的战略意义等于零。但船员们的英勇功绩却永远留在我国军人勇敢精神的宝库里，对于每一个俄国人、每一个苏联人来说，“瓦良格”已成为一个无限珍贵的字眼。这个词成了俄国军人无比英勇顽强的标志。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在骄傲地唱着神奇的《瓦良格之歌》，“瓦良格”号建立的功绩，即使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使我们心潮激荡。
布列斯特要塞就是我们苏维埃的“瓦良格”——伟大卫国战争的“瓦良格”。它犹如那只孤军奋战的俄国巡洋舰，以自己坚如磐石的胸膛经受了敌人猛烈的炮火袭击，要塞保卫者也如同传奇般的巡洋舰上的水兵一样，高傲地战斗、牺牲，但始终不降下军旗。
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在伟大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就其本身意义而言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但它却能特别鲜明地、异乎寻常地突然反映出整个事件中最重要、最本质的特点，如同有时一滴水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周围世界的巨大场面一样。一九四一年惊心动魄的事件犹如汹涌澎湃的海洋，而布列斯特要塞就是其中一滴晶莹的海水。
这难忘的一九四一年是整个战争中最悲壮、最英勇的时期，它象留在我们人民躯体上的一道战伤，至今仍感到切肤之痛。成千上万的寡妇和母亲还保存着发了黄的、带有泪痕的通知单，上而简短地写着“已失踪”，或者写得长些但却更含混些，看起来令人感到痛心而屈辱：”未在阵亡、受伤和失踪者名单中注册”！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来减轻这种痛苦——我们在一九四一年斗争的条件就是如此凄惨。在这么一份公事公办、寥寥数语的通知单背后，有着多少惊人的功绩，又有多少甚至是忠骨暴野的无名英雄，他们在敌人后方战斗到最后一息，长眠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和沼泽中，长眠在乌克兰草原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地下！也许这些事迹和英雄将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了。
正是在这些地方，正是应该在一九四一年发生的这些极为艰苦和悲惨的事件中，才能探求到整个战争的关键，探求到战争转折的原因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军取得光荣胜利的缘故，才能理解当时国外往往称之为“俄国奇迹”的种种事件的根本。
当时还不甚显著的俄国奇迹，正是在一九四一年可怕的考验中诞生的。在那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关头，在那向敌人让出一片片国上，心中为我国人民的命运和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伟大事业的前途焦虑的时刻，人们怀着不寒而栗的心清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可能出现的图画。于是，我们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苏维埃祖国的深挚之爱，意识到自己同通过祖国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理想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全部血肉联系。不过我们明白，“可能出现的图画”绝不能让它出现。在退却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