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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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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樑)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说句不恭敬的话,这种口吻,颇似“师弟师兄保大清”的刚毅、徐桐之流。打个比方,湘军鸟枪队与太平军洋枪队相隔几十米,开枪互射。湘军之枪射程不及,火力亦弱;太平军之枪子呼啸而来,火力强劲。胜败之分,不在此难道在彼?曾国荃被二李压制,缩营弃濠,狼狈不堪,难道不正是“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引进洋枪洋炮,照样严格训练,也不至于就“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否则淮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曾国荃、李鸿章是一线干部,且分别见识了太平军、常胜军的历害,让他们“反己守拙”、相信“在人而不在器”,那不是拿自己和三军将士的性命开玩笑么?所以,从逻辑、现实和历史来判断,曾国藩此段言论实在“迂谬”得很,曾九、李二都只能当笑话来听。当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种精神需要提倡,这种哲学需要发扬,二人不会公然反驳,只会说“深以为然”;只是,一个照旧添配,一个照样申购,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曾国藩也只能一边暗叹此二人“昧于大道”,一边应其所请,安排“筱泉(鸿章兄瀚章)于粤厘项下购买” 。当然,如前所述,曾国藩这个“书憨”并不顽固。几年后,他就主持开设江南制造局,敦促派遣留学生,走上洋务运动最前线,不再死扛“在人不在器”的偏颇之论了。    
    


三、战天京奏摺速成培训教材

      就这么唯唯诺诺、磕磕碰碰,阿兄徒自唠叨,阿弟我行我素,直到同治二年三月末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曾国藩才能因势利导,找到另外一个法门,在军事、官方和私德方面将曾九带上一个新层次。军事战略暂且搁下不提,只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教导他弟做官之法和作人之道的。    
      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但“浙省系左宗棠兼辖,既兼署巡抚,尤责无旁贷。曾国荃着仍      
    统前敌之军驻扎雨花台,一意相机进取,以图金陵。毋庸以浙事为念”(三月十八日谕旨);原来,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曾国荃的浙江巡抚乃是“补授”。浙江政务,仍由“责无旁贷”的左宗棠管理,而曾国荃原来干嘛现在还干嘛,“毋庸以浙事为念”。绕了半天,这个“补授”巡抚是个安慰奖,但是,其用意则甚微妙。李鸿章一句玩笑话,点透此中玄机:“惟有位无地,有权无财,仍系美中不足。须盼金陵大功早成,以两粤、四川酬庸” ;“有位无地”,谓名为浙抚,而不管浙地之事。“有权无财”,谓身为浙抚,而不能动用浙江的钱漕厘税补充军费。总之,这个虚衔毫无实际。最末“酬庸”云云,则是说此一虚衔得等到攻下南京才能落实;当然,那时候可能被调到更富裕、更轻松的省区,如两粤或者四川,担任总督。“升官图”的游戏设计,妙则妙矣,无奈局中人经过初期的惊喜,冷静下来,不免有些觖望,有些气愤。    
      投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任以抚台,则求之以军门。中央给曾九帅开玩笑,曾九帅也给中央开玩笑,他想了几天,决定辞掉巡抚这种文职任命,改求提督(即军门)一类的武职。改文为武,为什么是笑话呢?要理解这个笑话,我们先得知道:清代以科举取士,仕宦依次以进士、举人、五贡、廕生为正途出身,捐纳、议叙为异途出身。用今天的话说,正途是考试得来的文凭;捐纳是花钱买来的文凭;议叙是学校赠与的荣誉文凭。正途多任文职,捐纳难以升任高级职位,议叙则多靠战功充任武官。然而一二品大员(尚、侍、督、抚等)多从进士、举人中选擢。这些铨选标准并未明文载入国家法令,但是整个社会已经默认为不成文法,并按此操作。例如,左宗棠不甘心举人身份,虽在湘抚幕内风光无限,诏赏四品卿衔,还是不绝进京考试之意,咸丰闻之,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 ;“文章报国”,就是经过一级级考试的“正途”;“建功立业”,则是论功议叙的“异途”,左宗棠汲汲不愿走“异途”,可见正途出身亦即科举考试出身,对清代读书人的影响之大之深。这和今日高官、高职纷纷在职读书,补得硕、博“出身”,是一个道理。举人况且如此,举人以下出身,倘被破格超擢,就更能感到来路不正的遗憾。曾国荃出身“优贡”,即“五贡”之一 ,出身比举人还差。巡抚为正二品,拔贡补授此职,固然是破格超擢,惊喜以外,如前所述,不能没有遗憾;遗憾之馀,发现此职竟是虚衔,则终于味同嚼蜡。所以,他准备放弃“正途”出身,辞文就武,走上“异途”。这恰恰和左宗棠不愿从“异途”进身相反,也大背于当日的一般观念。因此,曾九此举,可视作不服从组织安排的玩笑之举。曾国藩识破他的狡狯,赶紧阻止:“优贡出身,岂有改武之理?且过谦则近于伪,过让则近于矫。……其改武一层,弟以后不宜形诸笔墨,恐人疑为矫伪不情也” ;严厉警告他不要乱开玩笑,“矫伪不情”。李鸿章作为好友,则出之以幽默:“求改武职,鄙见亦深不谓然。干事不在读书多少,即公之学业,已足媲美时流,所论‘方今要务,全在筹饷、养兵、添兵、打贼,此外皆在所缓’数语,便是疆吏大本领。惟有土此有财,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窃为公忧之” ;虽然体谅他“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即前信“有权无财”之意)的尴尬,但还是不赞同改文就武这种玩笑。一兄一友,都是进士“正途”出身,比曾国荃更清楚官场的游戏规则,他那点小聪明,一看便知。所以曾国荃这个恶作剧性质的玩笑被及时阻止,不致酿成大错。    
      超受官职,例必谢恩,谢恩摺例必客气辞让一番,这套虚文我就不讲了,单讲讲曾国藩如何手把手教他兄弟写奏折。    
      胡林翼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 ;“洞庭以南”,即是湖南;“三把手”,即曾国藩、左宗棠和他自己。李鸿章写奏折也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头角未露,所以不在其选。曾国藩既为“三把手”之一,曾国荃对阿兄在写作奏折方面的意见,自然言听计从,不像论军务那样“每每长篇辩驳”。    
      曾国荃补授巡抚,可以“单衔奏事”,便思有所表见。此前军务、人事、饷况,都由其兄代奏,略无遗漏;曾九胸中实无多少不吐不快的“下情”,非得上达天听不可。小孩子新得套鞋一双,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达一圈,曾九急于奏事之情,颇具此种童趣。但是,立言有体有要,像这种没话找话、纯属尝新的不稳重,就是不识大体,所以,曾国藩给他上的奏折第一课,就是:    
      “应奏之事暂不必忙。左季帅奉专衔奏事之旨,阙后三个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抚及侍郎后,除疏辞、复奏二次后,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寻常报仗,仍由余办可也” ;    
      “左季帅”,左宗棠,字季高,时方率领楚军攻战于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国藩当作榜样,令曾国荃效法。曾国荃此时奏事,无非调防布围等琐事,剿灭小股等细事,没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爱听的是克服城池,捕杀“著名贼目”,不爱听的是军队溃败,丧失守地,这两种大喜、大忧,都不能隐瞒不报,要据实上陈。其他琐细事务,属于地方、军队首长职权范围,可以自行处理,不是谕旨垂询,自无屡渎天听的必要。除此之外,减少主动奏事次数,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谙体制,历来是中央、地方聚讼纷纭的根源。六部制度,有则有例,构成一套严密繁琐的操作章程,不要说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关键。真正掌握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们地位低,工资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闲。因为,非如此不能凸现业务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财;借事所生之财,名曰“部费”,尤为胥吏“喜事”的根本动力。“部费”是什么呢?一语以蔽之曰:贿赂。举个报销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于法的“部费”,实具有内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当性”。战事完毕,统帅例须向户部报销军费,而户部胥吏则借此索要“部费”。打仗是公事,报销也是公事,军方出具费用明细,财政部门加以审计,公事公办,多退少补,其中何有贿赂一说?可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将领有贪污之嫌,账目经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将领分一杯羹,则审计时睁一只眼闭一支眼,船过得舵也过得,大家按比例分赃,公私两便;一、将领清廉,账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门则例的优势,大至报表格式、报销标准,小到银钱成色、库存实数,绞尽脑汁加以刁难,或无中生有造成冤案,或迁延时日造成耽搁。将领不胜其烦,只好散财消灾。这就是部费的内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费,众生平等,从不吃软怕硬,一概雁过拔毛,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当性”。福康安征西藏,军功显赫,回京后,照例往户部递交会计账册,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费。部吏基于前所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登门造访,“贺喜请赏”(“赏”即部费)。福康安大怒:“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部吏不卑不亢,说:    
      “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必干诘责,物议因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    
      部费是陋规,所以胥吏要为此另立名目。数额太大,报表太多,只有“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才能速报速结;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实际费用,名正言顺,绝无“贿赂”之意。倘无此项费用,那么,几个月的财务审计,可能要“三数年”方可毕功。本来,大军凯旋,龙颜大悦,打铁趁热,报销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迁延数年,“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喜闻战胜攻取之情逐渐冷却,警惕中饱干没之意油然而生,于是“上意倦厌”,必定嘱咐部吏对账目严加审核。稍有差池,“必干诘责”,而“物议”四起,纪检监察部门必闻风而动,帐务方面的技术错误就可能上纲上线,成为原则错误,乃至成为犯罪证据,“必兴大狱”。所以,用于雇人加班之“部费”,实为保护“中堂”的政治生命,并非满足“各胥”的私欲。说辞堂堂正正,情理俱当,所暗示的后果,极能撼动人心。所以福康安“闻之,大为激赏,遽饬粮台以二百万与之” 。    
      通过“部费”这种极端案例,我们可以知道中央、地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与竞争共存、公务与私情并济的微妙关系,并由此想见日常办公各项事宜,无不暗蕴风波和机险。军费报销等事,可以公然索取部费,保举人才、奏减地税等事,部吏不便于借事生财,那么,就会借机生事,在制度条文间上下其手,时刻对外官晓以颜色,示以趋向。秉公办事尚不免于被矫驳,倘有实在把柄被胥吏掌握,情形必更加危险;王公亲贵尚不免于被敲诈,倘身份地位远不及此,情形必更加难堪。很多地方上、军营中习以为常的措施,本未能尽符各部则例,规避之法,无非多做少说,略不与闻。作奏之人如何取舍,如何叙述,以求避开风险,便是极高深的学问。对于曾国荃这样的新手来说,在未掌握心法之前,少说话,少奏事,才是最安全的自保之术。所以,曾国藩教给他的第一招就是:“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    
      不会说话,固然少说为妙,但总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令人不能噤口。那么,通过训练,尽早掌握表达技巧,就是新任大员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给他拟定了一个教程:    
      “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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