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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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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      
    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事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顿兵不战,坐耗军需” ,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 ,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      
    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抗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 。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进行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唧唧呱呱,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的对他发脾气:“璞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 ,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那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      
    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作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 。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 。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 。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中下层将领中,也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 。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 ,其中就不乏刘鹏、王彛庋Ц卟糯蟮亩潦槿恕NС枪偕鹬校倘挥新抛陨钡闹页夹⒆樱膊环陨喜叩摹胺〕肌薄ⅰ傲由稹薄T恢本茨降耐┏桥晒盼拇笫γ吩痢⒅小兑罩鬯返陌莱己投ΧΥ竺奈涸矗妥≡诶钍老偷氖掏醺咳沼庞翁秆纾思淅郑凰际褚印 !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 。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到围攻,派遣访剿的钦差大臣,如塞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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