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5） 真实的徽宗是怎样的人？多愁善感，对艺术孜孜不倦，重情重义。有智慧，悉数用在诗词图画上。全然没有捭阖术，没有鬼谷子之才，也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刘邦的阴险狡诈，也没有李世民的知人善用。有的只是作为常人的真善美。历史上徽宗不战自降，招来千古骂名。实际上由于他的退让，一心追求和平，不计较得失的胸怀有谁及之。作为皇帝，他是平庸的。作为百姓的君王，他确实不错。我等身为二十一世纪青年，万不该凭感情论事论人。要做到这点，便要跳出前人固有的角度看问题，才能不偏不倚，不失公允。
6） 为什么徽宗的历史评价那么差？很简单。因为中国文人的功利思想作祟。学而优则仕，斯理也。所以，皇室出生的徽宗不爱江山爱艺术，理所当然的成了千夫所指。这一点，便像英国的哈里王子一样。一样！像刘邦，学识普通，因为建立了大汉皇朝，所以一首并不怎样的《大风歌》也得以传唱千古。
7）这一章达到目的没有？那就希望大家从各个层面去揣测，去想象，去理解，便可以得出以上结论。千万不要偏听啊。正史的记载，确实抹杀了很多人性的细节。要不得啊。
以上诸点，谨与大家探讨。
关于作品人物的若干说明
本书主旨是通过众多名人的出场，来彰显宋朝文化。有谁？徽宗/苏洵/苏轼/黄庭坚/李师师/岳飞/秦桧/牛皋/李清照/等等。通过西夏/辽/金等天下数分来重现北宋的外忧内患。通过颠覆前人的建设，来突出小说本身的戏剧性。
为重建北宋时代风貌，我大胆引用儒释道/饮食/书画/声乐/等等，可谓衣食住行，吃喝嫖赌，尔虞我诈等等一一触及，增添作品的趣味性，可读性，真实性。
在《水浒外传》，所有人物的身份/性格，乃至整个历史场景，更贴近史实。如果说原著《水浒传》主旨在于扩张官匪冲突，那么，在《水浒外传》的矛盾则远不止于此，当中有敌我/正邪/新旧/忠奸/等等冲突。全书主线基本围绕造反…招安…征战…消亡这条主线，尊重原著作者。
然而，在于整个结构最赋悲剧性的恰恰不是梁山好汉的烟消云散，而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小弟每每写到柴进的悲剧时，不忍怅然/凄然/怆然，唏嘘不已。在这一点，小弟是深刻同情柴大官人的，毕竟这个后周子孙，最是XXXXXXXXXXXXXXX。哀哉！另外，卢俊义也是笔者很敬佩的一个人，每每写到他XXXX，我便感动不已。至于高布，不过是一介常人。而我写的，正是常人心思。为此，也才有他日后官场逐利一幕。
至于高俅，也是一个红场英雄，声名却毁在不肖子弟手里，包括高衙内/高布/李虞侯等人。他不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也深表同情。哀哉！一介小是小非的官宦。
至于徽宗，我用人性还原了他。毕竟，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才子。再说，实际上他对皇位并无兴趣。大家如果看了《宋史》，研究一番，便知他在任内也做了很多好事。错便错在，大兴花石纲！恨不该！恨不该！恨不该！
为创作《水浒外传》，小弟掉肉十数斤，身轻如燕矣！然而，为伊落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关于岳飞出场的说明
关于李清照与岳飞的出场，以下引一组数据说明，以飨读者。赵佶即宋徽宗（1082…1135） 。李清照 （1084…1155）。岳飞（1103…1141）。可以看出赵李一代，岳下一代。书中提到的岳飞及冠年纪，是没有错的。
再看岳飞是否剿过匪？小弟查过很多资料，均有提到年少岳飞的第一志愿便是剿匪。相信大家可以引经据典核查的。当然，是否跟过高俅则无从考证，是否打过梁山也未可知。小弟说过，我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自己没有考证怎敢拿到书里里胡说八道？为什么要岳飞出场？因为要反映北宋末年的内忧外患，便可以从岳飞的生平折射出来。笔者向通过小说，再现小年岳飞，向巨人致敬。
当然，小弟也很担心，岳飞的出场会否影响宋江等人形象？因为在巨人面前，宋江是矮小的，是平民的。我经过一夜辗转难眠，还是说服自己让岳飞出场。小说后面将会有浓重着笔，间接通过宋江的军事旅程来反映岳飞将军之万一。我常想，是照本宣科呢？还是另辟蹊径？毕竟不想再局限在施老的视野里面。所以，我既然要写，我就要负责任地写好。既要娱乐，也要史实，更要文化。这是我的宗旨。当然，谁能说书中不存谬误？我相信多，很多。但有一点，请兄弟们有空翻翻史书。任何事情，单靠正史是难以说明问题的。
宋江考证（转摘）
历史上宋江实有其人。近人余嘉锡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载《余嘉锡论学杂著》），收集考辨甚力，可以参看。
《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史书尽管没有明言宋江一伙就是在梁山聚啸，但“梁山泊在宋为盗薮”也是名著史册的。例如“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脚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宋史·蒲宗孟传》）“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同上《江几传》）“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刻名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同上《任谅传》）。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大浸的，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三0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五亦载同事。苏辙《栾城集》卷六有《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咏梁山泊》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氵于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注谓：“时议者欲干此泊，以种菽麦。”可知这个问题的确在“新”“旧”党之间引起过争议。从苏诗头两句描绘的情况看，梁山泊作为连接南北的水路枢纽，在当时经济上显然还有多重作用。所以成为“盗薮”，原因正在于此。一直到宋徽宗时，“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杨）戬……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号为‘西城所’。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可见仍然是利之所在，故成为“官”与“盗”争夺的焦点。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首先是对“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和“呼保义”作了解释，又用“宋十回”展开了他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清人王望如评论“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时有“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这令人想到作者所以为宋江取字“公明”，实在是给赵匡胤钦定的《官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讽刺。但也因此决定了他与晁盖、吴用、公孙胜等梁山泊上层人物的紧密关系，为他日后取代晁盖成为首领奠定了基础。
“招安”可谓宋代特色。语云：“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要想富，跟着行在卖酒醋。”历史上的宋江确曾招安，并且参与了征讨方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征方腊攻帮源洞）王涣统领马公直并稗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上述史书文集相左的记载，是1939年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其中叙及折在征方腊以后才擒拿宋江的，算是相反孤证。但是自美籍学者马泰来发现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忠愍集·捕盗偶成》诗，其中提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谔。”反对“招安说”者也收回了看法。可知宋江一伙接受招安是当时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而后世说话人所据亦有本。考虑到《水浒传》的形成过程，几乎与主张“尊王攘夷”的理学传播同步进行，就不难理解为何百回本、百十七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都描写了宋江征讨方腊之前，先写他参与征辽战事。电视剧删除了这一节，则宋江之全力经营，就惟有“招安征腊”一事了。
金圣叹评点天下“才子书”，以《水浒》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尤其赞赏《史记》之胆识：“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序一》）被金圣叹“腰斩”（或鲁迅所言“断尾巴蜻蜓”）之由。
应该说，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讨好。《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
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播映，宋江又成了议论的中心，一时使人想起了七五年的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最近一家南方报纸用将近一版的篇幅批评小说《水浒》，犹有过之。李雪健没有参加剧组的播出宣传活动，不知是否因为受不了身边听得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显然在表现宋江英雄聚义与朝廷招安的两难处境中，他对角色的把握也陷入了两难。这就牵涉到宋江是否是“农民起义领袖”的问题。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宋江身份的历史材料。余嘉锡据南宋末年龚开的赞词“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而《宋史》记载“保义郎”为五十二阶武职中的第四十九阶，揣测“宋江以此为号，盖言其武勇可为使臣。”“江起于平民，以流俗所习知之卑秩自名。”他考证当初随宋江“横行河朔”的三十六人中，也没有可以称为农民者。这涉及到对宋代社会的认识问题。日本史学界占上风的看法，是把“宋代社会看作已克服了封建性的社会”（中华书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册425页），黄仁宇的看法，则以为“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