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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凑巧的是，5月4日那一天的下午，她父母家里雇用的女工，到德国医院给冰心姐弟送东西。这一带，是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必经之路。从铁狮子胡同到东单，再从东单至东交民巷东口，这位女工一路上看见了好几百个学生，他们的手上举着纸旗，嘴里喊着口号，向沿街围观的群众递送传单。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位女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到医院。她一走进冰心姐弟的房间，就把路上所见的新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冰心姐弟。
这是冰心在5月4日的当天，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运动的新闻，她觉得非常新鲜。但是因为这位女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学生运动并不了解，所以冰心听了之后，并没有弄明白这个运动的真实情况。女工刚走，黄昏时候，就有一位探视的亲戚，又走进了冰心姐弟的房间。这位是个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二十一条，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以及学生运动等等，都很清楚，就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描述给冰心姐弟听。
当冰心得知详细情况后，感到十分兴奋。她想起了自己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到中山公园社稷坛参加反日讨袁爱国集会的情景，想起了童年时代在烟台的大海边，父亲向她讲述过的他青年时代参加甲午海战的经历，以及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沿海港口的悲愤，使得她对今天的卖国贼——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感到无限的轻蔑与愤慨。
这时候，她虽然身在清洁宁静的病房里，心却随着新来的信息，飞向了屋外那广阔的世界。她望着外面的夜色，兴奋得睡不着觉。父亲自幼灌输给她的爱国思想的种子，在她的心底里萌动。她多么想仍象在中学时代那样，和同学们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啊！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劝说好了二弟，一起出了医院，回家去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对冰心就读的学校——协和女大，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冰心陪着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绪，然后再到学校一看，情形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协和女大本来是所教会学校，一向与政治运动相距甚远。过去对于什么社会问题，政治形势，思想潮流，等等，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然而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教会学校的院墙，似乎再也无法抵挡得住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了。爱国思想的浪潮，终于也冲进了协和女大的校门。本来象修道院一样的校园，也变成了集会活动的场所。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她们的爱国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她们象北京的其他大学生们一样，也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她们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在5月4日的当天下午，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钱能训，就亲自派出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让他们自己出马，带领着警察、军队、宪兵，来到了赵家楼胡同。在吴、李当场督战的情况下，那些本来对学生们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态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在赵家楼胡同以及东单附近搜捕爱国学生。被捕学生的双手，被用粗绳子绑缚到身后，稍有不服，就用枪柄、短棍或拳头打他们，军警们把这些被捕的学生们关押在侦缉队的木栅栏里，有的甚至与刑事罪犯关押在一起。晚上，钱能训又在他的官邸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处置被捕学生、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决议。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反而从反面推进了五四运动浪潮的进一步高涨。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的学生联合会。接着，北京的女子大学和女校又联合成立了女学界联合会。一向平静的协和女大也组织了自己的学生会，并且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过去对教会学校的校规及生活方式安之若素的女大学生们，现在都一反常态，个个表现出了情绪亢奋，紧张异常的模样。他们一听见学生会里传出来什么最新消息或紧急消息，就都立即放下书本，涌出教室，到学生会里打听消息，或到走廊上，校园里，交换意见。这些女青年们都一反过去的温柔敦厚的女儿态，经常聚集在校园里，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
冰心当时虽然只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协和女大的校园里算不上是一个骨干分子，但她却因为擅长作文，被选作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既然协和女大的学生会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是女学界中活跃的一员，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联合会宣传股里的一名成员。去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联参加会议的，都是高年级女生，冰心虽然不出去参加会议，却有许多文字宣传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们宣传的内容很广泛。比如：为了抵制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从抵制日货开始。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就三五成群地举着写有抵制日货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发表演说，挨门挨户地走到商店里，劝说店家和顾客不要买卖日货。正是因为这些爱国学生的宣传，才使得愈来愈多的商人们激发起了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到了6月初，发生了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学生的事件之后，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学生运动一边，用罢市和抵制日货的行动，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女大学生们还亲手制造出文具、绣花手绢之类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卖，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为了慰问、援救被捕的同学，冰心和她的女同伴们，还到处去募捐，有时跑到长安街上，有时跑到天安门前，拦住来往的过客或人力车，请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铜子。
当反动政府公然审讯爱国学生的时候，冰心就与她的同学们一起，组织起一大队一大队的人马，堂而皇之地开进法庭去听审。
除去上述这些活动之外，这些年轻的女大学生们，也开始用白话文作武器，写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章。想要通过这些文章，来表达自己关心时局、过问国事的一些见解。尤其是作为“文书”和宣传股成员的冰心，更是写得起劲。文章一经写出，就想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但是，拿到什么地方去呢？说来，事有凑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刘放园的，当时正在北京《晨报》当编辑。他的年龄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对他，一直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与他说话。但是，写作过宣传文字的冰心，这时候为了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表兄看。小表妹冰心的这个举动，使刘放园先生大为惊奇，读过文章之后，又异常欣喜。这样，女大学生们的宣传文字，就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
那时候，各种新思潮，开始涌进中国的大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这些思潮的涌入，各种各样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鐫》，《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觉悟》，《语丝》等等刊物和报纸，先后创办和流传，给中国的文化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刘放园先生不断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杂志，拿给冰心，鼓励她多多阅读这些杂志和报纸，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学生们，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尤其是让她多多阅读大学生们的新作，以便让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气，努力写作。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办刊的主旨非常明确，就是要批判腐朽的封建传统，唤醒一代中国青年，把建设一个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在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充满热情地发表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的看法：“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并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杂志也是文学革命的发难者。陈独秀从1917年开始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先后编发了一系列倡导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章，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本人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的公开信，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新文学派导演的双簧信事件——《王敬轩君来信》及《复王敬轩书》，等等，都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小说和杂文），绝大多数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狂人日记》是《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的卓越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许多随感录，都是彻底反封建的檄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也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德赛二先生”，最早从《新青年》杂志提出，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可以代表这个杂志坚决拥护民主与科学，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潮》是由一些年轻人在1918年的冬天创办的，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指导他们办刊的，是他们的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所以这个刊物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青年》与另一本由陈独秀、李大钊合编的刊物——《每周评论》的积极支持者。《新潮》在自己的《发刊旨趣书》中表示：要“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们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伦理革命，认为封建伦理道德只不过是封建君主为了愚弄民众而制造出来的玩艺儿。他们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因而在青年男女中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文学方面，他们拥护文学革命的主张，尤其是响应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周作人本人曾短期出任过《新潮》的主编，所以《新潮》主张，要用“人化的文学”来代替腐朽的士大夫文学。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对欧洲的进步文化非常推崇。办刊的年轻人中不乏创作家和翻译家，所以，他们在刊登新创作的同时，也大量地翻译介绍了欧美的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为了更集中地介绍欧美文化，他们甚至专辟一期，出版了《世界名著介绍特号》。
《改造》是1920年9月由《解放与改造》改组而成的杂志。刚从欧洲回来的梁启超与蒋百里，成了它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这个刊物的方针，首先是要实行“思想革命”，因为“不良制度”是由“不良思想”维持的，只有实行了思想革命，才能做到“颠覆制度”。其次，他还提出了要确保个性的自由，“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第三，他反对“思想统一”，主张对于世界上有力的学说，都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允许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主张，是与他的第一点主张互为补充的。但同时，他又反对“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而提倡“忠实深刻的研究”。第四，与他本人的有些观点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