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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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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二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
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
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
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
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
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
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
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Michel C。Oksenberg)和
史丹佛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克森伯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
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


13 三叠纪

牢门一入,只见三叠 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
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
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
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
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
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人的说
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
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
“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
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
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
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
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
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
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
我!”我这种戏谚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
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
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
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
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
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
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
长,他也透露过专案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
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
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
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悍。——要关老子吗?让依认得阿拉,他妈的你可关错了人了,你
们后悔都来不及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
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
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能够口诛
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
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甫美国新闻处、台北
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
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
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
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
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
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
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
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
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
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
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下的呢?一个传说是:真
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
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
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
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
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
  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
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
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
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
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
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
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
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
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
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
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
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
  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
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
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
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
——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
的!”
  上海流氓杜月签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满有哲学味,虽然有点
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
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
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
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口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
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
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
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
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
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
“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
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
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
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
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
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
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
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
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
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
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
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
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
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
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
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
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
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
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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