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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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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
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
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
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
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
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
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
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
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
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
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
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
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
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
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
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
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
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
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
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
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
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
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
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
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
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
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
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
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
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
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
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
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一九八
九年四月十九日,报上登出所谓:
  “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
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
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翟海源,大都
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
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
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
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
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
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
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
“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
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
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
“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他们唐突古人陈蕃、
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
  (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
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
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
  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岁,我
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
不知能否赐彼电话二三一六三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
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
排。我和他约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陈诚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二十
二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
敲定见面时间。到了二十二日十点十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
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
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
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
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
  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
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
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
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
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
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
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
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磷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
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
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
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
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
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
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
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
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
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
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
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
  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
你陈辞公二十六岁二月间还是中尉,可是九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
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
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
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
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
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
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大小
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
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
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
“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
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
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
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
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三
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
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
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
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
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
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
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
  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
子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
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
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的惟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
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
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
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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