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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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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 虽然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 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 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 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 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 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梹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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