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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6）
先生，您又补充说，您不明白，“在中国经常出现的那些谨慎的国王们，为什么不会想到利用淹没了他们国家并烦扰他们的这些无数的民众，以征服散居在各省的那些纷纷闹独立的山地民呢？”您在台湾问题上也讲过同样的话，认为那里是“对中国政局不满者的避难所，只要在大陆爆发任何一点内战或外战，台湾就成了威胁整个中华帝国的一条大道”。这种异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显得貌似有理。但先生是否还记得，您自己曾非常高明地说过的话：“帝国的这架机器也如此，对一部分人有利可图的地方，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变成毁灭性的灾难了。”再真实不过了，中国的一位皇帝正执掌着这样的一项事业，他除了投入巨额开支之外，还冒着丧失其帝国的巨大危险。最后，我认为，他希望动员十万下层民众，但又不能全部征募苗子周围的人，因为他既不能使他们放弃耕耘的土地，又不能打乱他们的商业买卖，所以，必须从远处迁来这批人，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流氓成性的人和非技术小工们集中起来。由于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而来，所以必须让他们穿好衣服，全副武装他们，派遣军官来率领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混编入纪律严明的军队中，以促使他们进步。若非如此，这群乌合之众则会如同鸟兽，四散而逃，抢劫和蹂躏平坦的地区。一支武装起来的流氓始终是最危险的敌人，当歼灭其中的部分兵员时，始终都会残存相当的数量，以组成多支土匪帮。
但是我企图说明，这些愚氓怀着发财致富希望的同时，也都有勇气从各侧攀登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都死在不同山麓上了。如果说攻击者们后退了，也就不会有人们去奢望那些东西了，那么人们怎么会遏制逃兵呢？他们该会给整个地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如果相反，他们迫使苗子退出第一线阵地，非常高兴地找到可以接受他们的简陋棚舍、已经开垦的土地、家畜和一切生活必需品，那么他们就会在那里定居下来，自己也会变成苗子，而且比由他们取代的那些人更危险和更令人闻风丧胆。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则是，在中国，任何特殊活动始终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山人有时会从山上下到平原中，那就会在那里造成混乱，官府也只好向那里派遣正规军了，他们很快就会被驱散。但如果皇帝征募某种民间的招讨军，那么“谣言”也就是他们的煽动性著作和言论就会流传至所有省份。中原人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首先，民间所传播的都是一些尚未公开的谣言，人们无法了解谣言的制造者。此人在天空看到了征象，彼人又在地上看到了征兆；有人在某处遥望到了魔怪，又有人看到了一股妖气从大军兴师的一侧升起。这一切都是该王朝即将灭亡的不祥之兆，甚至上天也宣布了这一切。〖=Z（〗287这些谣言口耳相传，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命运，那些对时局不满和心怀叵测之徒都利用了这一切。他们策划阴谋，形成小集团。如果不迅速扑灭这些新生的骚乱，只要他们巩固和强大起来，那就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他们了。
满洲鞑靼人善于巧妙地消灭叛乱的最初苗头，令人赞叹不绝。在各省略有一丝一毫谣言骤起，他们的军队便会从天而降，刹时间就会消灭这些小蛇，不给它们留下任何一点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时间。我可以引述不止一个例证，说明由已故的康熙皇帝以其名望和谨慎行为而突然间平息的叛乱。但当涉及到从那些无法接触的地方驱逐那些蒙昧人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清政府曾试图以精良的部队控制台湾。他们赢得的一切，却又仅仅是控制了该岛屿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平原地区。该岛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一条山脉将平原分隔开，由从未被驯服的土著民众居住。清朝政府更倾向于让他们保持平静，因为他们不可能发动侵略和从事任何事情。苗子却是某种“寄生虫”，政府可以减少其数量，但却不能灭绝他们。也可能是当官府能够这样做时，也不宜这样做。他们居住的大山中都遍是老虎、豹子和其他猛兽，〖=Y（〗288它们遍布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山脉荒凉，那么它们便会在那里大肆蹂躏。此外，无论这些山脉由哪个民族居住，那里的人很快就会变得野蛮而又独立，这是由于他们占据的辽阔地域和进入那里的困难性造成的。
我现在尚需要向您讲两句有关二进位数学的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有关莱布尼茨先生对此的运用问题。您声称，您非常感兴趣地想知道，我对于中国的那名立法者（伏羲）与那名德国哲学家之间的所谓契合问题，到底作何感想！先生，我向您坦率地承认，我很难就此而向您坦陈我自己的想法。因为针对一种时刻都需要大量猜测的内容，极不容易讲得很正确；同时也由于我当然会受对一位如此伟大人物的崇敬心情所制约。然而，我遵照您的建议而重新阅读了1703年号的那一卷法国科学院《论丛》。其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我欣赏莱布尼茨先生所写的有关二进位新数学的内容，他巧妙地介绍了这种算学的利弊。但在他有关伏羲八卦的运用问题上，我却觉得这纯粹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我们可以针对形成中国人的方块字的所有笔画，都运用一种类似的做法。当已故的白晋神父收到莱布尼茨先生的来信时，我已经在北京了。白晋神父通过他设法传到欧洲的那些美好的诺言，而赞成在伏羲八卦中找到所有科学和奥义的思想。但这种卦却仅为一种“准备绘画的光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绘制他乐意的题材并详细表达其思想。反对者们只能嘲笑这一切并否认事实。
我对于伏羲，仅知道中国人于其史书中讲到的那些。我在一封信中，已向您介绍过了。您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让向那些订制绘画的人绘制的画，他们或是以家长的名义，或是以执政国王的身份而作画。他们是作为必须使蒙昧人变文雅、〖=Z（〗289开化和有教养的施教者，而向我们作介绍的。正如人们开垦一片长满荆棘的荒地一般。伏羲开始教他们学习钓鱼、狩猎和饲养畜群。他制造了乐器，以通过律吕而使他们变得驯服起来；他甚至还教他们有节奏地跳舞，尤其是在他确定的婚礼期间。先生，您可判断，一个有见识的明智之士伏羲是否也如同莱布尼茨一样，是精明的数学家呢？他是否能向一个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粗俗的民族讲授这种科学呢？教他们学习数字“九”的特性，也就是奇数自我相乘等特征。向他们指出，他们各自手上都有十个手指和脚上也有同样多的脚趾，难道这不是有点过分吗？也就是教会他们以“十”进位地作计算，而又不关注人们不用分数就无法得到的1/3或1/4，这对于那位立法人的意图是毫无裨益的。
我非常惊讶地听说有人曾告诉莱布尼茨先生，十进位数学似乎显得并不太古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此一无所知。再没有比作如此猜测更容易了。人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到西班牙的摩尔人和著名的热伯尔（Gerbert），才能掌握这种稀见的知识呢？
但人们还在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由伏羲发明的这些卦具有数学特征，那么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回答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伏羲未对此留下任何诠释，他甚至也未曾以文字留下解释，因为他只有用线条（卦）来解释其他线条（卦）。因此，他必须亲口作诠释，这种口碑传统却逐渐失传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时至今日，人们都以各自别具一格的想像力而进行推理。有的人从中发现了一切，有的人则什么也发现不了，〖=Z（〗290惟有美与丑、明与暗、好与坏、男与女、天与地、四季、五行、昼与夜、日与月等之间的区别。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7）
先生，您非常高兴地说，您有权力在这部令人尊敬的经文中看到象形文字，它无论是从什么人手中留传给我们，也肯定是相当古老了。除了人们对它丝毫不懂之外，它再无更大的错误了，即这是一种象形文字的错误。我非常高兴地同意您所讲的这一切。但是否允许我将此也视为某些人曾想像的那样，也就是视之为一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经典解释学呢？犹太教拉比们的经典解释学仅开始于公元初年左右。其实并不需要作这种诠释，因为作如此诠释，往往更多地则是使真相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但这种解释学在诺亚方舟下水时却又出现了，这就是世界的起源以及此后发生的一切事件之起源。所有的科学，至少是其总则，都包括于其中了。我们可以于其中同时发现所有的奥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是一些奥义，因为解开它们的钥匙已佚。那些自信找到了这种钥匙的人，却向我们出示了一把假钥匙、根本打不开奥义之门的钥匙。伏羲为中国提供了这种珍贵的文献，并能巧加利用以制订其夏历。我承认，中国史籍中丝毫未讲到过这一切。但我们可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知道比中国人更多的情况。这一点非常真实，有人在距中国有6000法里的地方，制造了一把钥匙，以使他们能更完全彻底地和更有条理地学习伏羲语言，而在中国本土，自多年来已不再有人学习它了。
先生，请原谅我讲了这一段离题的俏皮话，它使我有时会放弃惯用的严肃口吻。我们立即回归正题吧！我要很严肃地指出，中国人并不太尊重伏羲，〖=Y（〗291贬低了他提出的新内容，他们并未将他置于比兽类更高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当时的人类距诺亚洪水时代尚不太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很野蛮了，直至茹毛饮血并穿其未经提前加工过的生皮。伏羲怎能以这些在当地被称为“臣”（Tchin）的人组成其朝廷呢，并且还设置了大臣、任命了称为“强龙”的低级官吏，委托他们行使一些要求具有天才、技巧和一种并不比伏羲智力低下的实用科学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最早的中国人中，除了其领袖之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可以进入其政府以执行其命令的人。其余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则多少都保持着一点野性，这一点显得很自然并更加符合真相。但我们先将这些不可靠的时代搁置于一旁不顾，由于缺乏古文献，中国人对此的看法也不相吻合；我们先让他们去欣赏伏羲的卦表和《易经》的含糊内容吧！虽然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伏羲是非常真实的人物。与纪年学相比较，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就可以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自尧帝至今已经流逝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能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先生，您可能会觉得，我对于古埃及人的才智，可能没有德·谟（de Meanx）主教先生于其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那样随波逐流。我向您坦承，在自伏羲到尧之间流逝的时代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而且我也无法有定见。除非是有某个特殊的人物，诸如一位圣贤或一名先知，向我们揭示《易经》的奥义（如果它有奥义的话）真相，从而驱散这些最早时代的模糊特征。对于古代埃及人以及世人赋予他们的无限智慧，〖=Z（〗292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其借口是我们未掌握他们的古代史，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当时的近邻，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扬。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的著作便是德·谟先生的主要依据。但这两位作家都从未亲自考察过埃及人最早期的历史。他们仅仅根据祭司的话而论述一切，他们具有不受惩罚地吹捧其先祖的广阔领域，使自己的先祖成为所有非宗教信徒中在立法、风俗、科学、治国、建筑方面，总而言之是在一切方面的最贤明者。他们指点着金字塔、城池的废墟和宫殿遗迹等证明这一切。然而，我很愿意赞同这名神职学者对埃及人的溢美之词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赞同他于第506页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其中让人看到了埃及人从未到过中国。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样诠释的：“那些非常了解埃及人脾气性格的人，都承认该国的人并不好战。你们已经看到其理由了。当该国产生其第一批武士——塞索斯特里斯时，它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近十三个世纪。这样一来，尽管埃及用心良苦地蓄养了一支部队，你们也看到外国军队最后却消灭了其全部兵力，这是一个国家能发生的最大失误之一。能够维持残存十六个世纪，这已是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