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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由两所检获的材料，第一处总是首先看到，而第二处只能从经办人员那里偷看一点，不得全貌。为此，第二处一直耿耿于怀。两个特务组织虽然统一在一个局内，表面上也似乎风平浪静，暗地里却已是剑拔弩张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蒋介石放弃南京，国民党中央中机关大部分撤退到武汉，二陈所指挥的两大特务系统一片混乱，特务们如鸟兽散，原有的组织几乎全部停止活动。陈立夫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也不能将其恢复起来。
1937年9月，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成立了“大本营第六部”，任命陈立夫为部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陈立夫仍旧不忘他的特务组织，他担任部长后，利用其职务的方便，将原来特工总部的一大批星散的特务招集起来，全部安排在“大本营第六部”工作，编为第四组，以徐恩曾担任该组中将组长，CC派重要骨干王思诚、王杰夫、刘桂等都挂少将、上校、中校等军衔，在该组任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第四组，就是原特工总部的翻版，这批特务打着“动员民众”的幌子，继续进行迫害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破坏民众运动的特务活动，而这些特务活动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需要的。
国民党蒋介石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虽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1938年3月9日至4月1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说：“共产党挟其不适合国情之主张，使国家人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遭受不可胜计之损害。”于是，在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名义下，强调“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为此，大会决定国民党实行领袖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为全党最高领袖。
正是在这种要求独裁、反对民主的气氛下，大会藉口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敌力量，决定将国民党两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加以扩大，各自组建独立的组织。以原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特工总部）为基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重点。以原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各级部队、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为重点。这两个特务组织的任务均是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以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进行调查、监督，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杀害等。中统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则让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
第五部分组建中统（2）
蒋介石所走的这着棋实际上是对陈立夫的分权，使他能对两个特务组织统而羁之、分而控之。同时，为了不让陈立夫因领导特务组织时间太长而基础盘根错节，甚至连新成立的中统局局长也没让他担任。对此，陈立夫心中颇为不满，却又不敢有所流露，当有人和他谈起新成立的两个特务组织时，他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每个人有两只眼，两只耳。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话虽如此说，在其内心深处，对蒋介石的分权行动，却藏着一股深深的哀怨之情。
当然，陈立夫也有高兴的一方面，他们兄弟俩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如今也成了堂堂正正的国民党的正式机关了，这与当年的“私生子”特工总部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局长的宝座由朱家骅登上，但副局长是他的亲信徐恩曾，整个班底基本上还是他们的人，中统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想到这些，心中又不禁多了几丝安慰。
朱家骅虽然当了中统局长，但他又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秘书处的事务繁多，再加中统局这边没有他的班底，所以，局内诸多事务都交由徐恩曾办理，而徐恩曾又惟二陈之命是从，这样，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在陈立夫的一手干预下进行。
在陈立夫的指挥下，中统局内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局下主要设有三组、三处、五室、四会。
三个组按番号排列，相当于其他机关的处。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牍及总务，特别是对共产党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下设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以及总务科。
第二组，主管党派（主要以反共为重点，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组织也为工作对象），另外，对反对帮会、宗教团体及盗匪扒窃集团，日伪汉奸的工作，也属其范围。下设四个科室分管。
第三组，主管特务组织的训练和对外工作。初设四个科，后缩减为三科。
三个处为：经调处，即经济调查处，其任务主要是调查解放区经济和日伪经济。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的电台、电讯器材、通讯以及沦陷区的交通，特别是通往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统计处，主管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
五个室为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
四个会即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
除此外，按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在各省、特别市及铁路党部内设立调查室，作为该省、市、路党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陈立夫指使中统局将原来各地的特务室改为调查室。这样，就把各地调查室也置于中统局的领导与指挥下。另外，还有直辖于中统局的重庆实验区，直接指挥重庆地区的特务活动。
朱家骅原本也属CC派的人，但他与二陈不是隶属关系。他因与戴季陶的私人情谊而得宠于蒋介石，同时他也属于江浙地域圈圈里的官僚。他在任中统局长后，开始还不太管事，不久，便雄心勃勃地干起自己一套来。他以局长的权势，先后在局本部及各处室安插了一些他自己的人，以便逐步排斥二陈的CC派。如局本部秘书刘次箫、特经处长陈介生、统计处长郑尧柈、专员胡祥麟等。不久，中统局内职位较高的人员中，朱家骅派的人占了一半以上。1942年，朱家骅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后，曾对各省市党部的CC分子加以清洗。
朱家骅自立门户的野心使二陈十分不安。二陈原先对朱还是比较信任的，陈立夫担任“大本营第六部”部长时，每逢召开重要会议，都邀请朱参加，并请他讲话，关系十分密切。现在，二陈看到朱家骅来者不善，也就不顾情面了。陈果夫曾对此大发脾气：“朱骝先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二陈发动CC派对朱家骅进行全面攻击，并不予合作，同时，二陈还向蒋介石推荐CC重要骨干郭紫峻、顾建中担任中统局副局长，以架空朱家骅，后来，朱被迫离开中统局。二陈在朱离任后，即对中统局进行全面清理，将朱派人物全面调走，于是，中统局又成了CC派的纯种。
中统局在二陈的经营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组织庞大，人数众多的特务系统。
据当年中统的人事科长孙翼谋说：“我们局里，大概有13000多正式的调查工作人员。”陈果夫与陈立夫多年经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在中统时期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成为与军统势均力敌的国民党内两大特务系统。
第五部分争夺三青团（1）
在改设中统局和军统局的同时，蒋介石借“团结抗战”的名义，企图将全国各党各派统一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对青年人，他更感兴趣，千方百计想将全国青年笼络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从这一目的出发，蒋介石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他把筹备、组织的任务交给了陈立夫、刘健群和康泽。
1937年9月中旬，陈立夫突然接到蒋介石召见的秘密通知，他不知又有什么紧急任务，也不知是祸还是福，心里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南京中山陵蒋介石的别墅。走进客厅，蒋介石早已等候在里面，客厅里还有刘健群和康泽两人，蒋介石见陈立夫来后，便招呼他坐下，态度虽然和蔼，但神情依然严肃，大家互相客套几句后，蒋介石便开始训示，他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蒋介石说完，便要大家出主意，陈立夫等人不知蒋介石的本意是什么，都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个都不吭声，蒋介石见此，也不逼着大家发言，只是说：“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这是蒋介石的特性，他要干什么，常常不直接说出来，让大家去揣摸。陈立夫等人对此十分清楚，便不再询问，诺诺退出。
陈立夫回来后，对蒋介石的训示进行了认真考虑，他想，蒋介石说要搞大组织，以什么形式才能把以前的小组织统一起来，以什么名义才能号召大家呢？对此，他始终不能酌定。第二天晚上，陈立夫便约集了CC派、同学派、改组派三方骨干人物张道藩、余井塘、萧铮、徐恩曾、周佛海、贺衷寒、酆悌、康泽、萧赞育等人聚餐。待大家到齐后，陈立夫便提出蒋介石的训示，要求对此进行议论。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开始了讨论，一个个宏谈阔论，言语激昂，都表示对蒋的训示拥护、照办，但到底搞一个什么样的大组织呢，谈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案来。
不久，陈立夫等三人又被蒋介石召去。蒋开口便问他们关于成立大组织的方案想出来没有。本来，三个人都还没有定见，但蒋介石冷峻的眼光一扫，三人不寒而栗，竟吓出了一身冷汗，主意也随之而来。康泽和刘健群主张大组织的名称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要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因为“国民党”是他陈家的，如果加上“党”这顶帽子，那么“团”这个大组织也就自然归于他二陈的领导下了。但蒋介石比他更精明，蒋要成立大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各派的实力都集中于他的旗帜下，听他指挥，岂容陈立夫借此机会扩大势力呢，他几乎不等陈立夫说完，就插言道：“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康泽与刘健群立即附合，陈立夫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敢说什么。
陈立夫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张虽然没有被蒋介石所采纳，但他并不灰心，对筹组三青团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蒋介石将筹组任务只交给了他们三人，三人中又是以他领衔，这说明蒋对他还是信任的，而且，这三人中，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在蒋介石心目中，他陈立夫的地位是最高的。将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蒋介石最多只是名义上的领导，实际领导权肯定会落入他手中，那时，不管是用“国民党”的名义也好，还是“三民主义”的名义也好，三青团这个大组织会慢慢演变成陈家团，他们兄弟俩的势力会更大。
因此，陈立夫丢下了其他一切工作，一心投入筹备活动中。为了加快筹组步伐，他开始进行紧张的幕后联络，他先后与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陈铭枢及其他一些党派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陈立夫以“团结抗战”为借口，要求各党派自行解散，然后合于一起，组建一个大党。实际上，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企图吞并各党派，实际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陈立夫的活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抵抗，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散，处此抗战紧急关头，各党派只能团结一致，最好建立一个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使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更加团结起来，以利抗战，而不能互相火并。大多数民主党派都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同意解散组织。只有少数党派跟着陈立夫的后面，表示支持陈的提议，曾琦、张君劢于1938年2月下旬先后发出通电，说他们青年党、民社党的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无二致。陈铭枢也发表宣言，同意解散派的主张，并宣布解散社会民主党。尽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