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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小女儿放到他的手里。转过身就走，连头也没回。
他把女儿搁在枕木凸凹的缆车道上，女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声音尖细充满恐惧，边哭边喊妈妈，在地上拚命往母亲走的方向爬。他就看着女儿哭，不理睬。那么喧闹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多轮船汽笛鸣叫的地方，母亲也听见了小女儿细微的哭叫，赶紧走回来。
他笑了。
母亲生气了，从地上抱起小女儿。
“你看，女儿根本不要我，她只会喊妈妈，不会喊爸爸。我想要也要不成，”他打趣地说。把女儿重新抱上母亲的背上，替母亲理好背带，他把一顶崭新的墨蓝花外绸内绒的帽子戴在女儿小脑袋上，说：“风大，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说：“你放心，再大的风也吹不坏她，她命又贱又硬，不会死的。”
这才是母亲与我生父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可逆转的命运，用我的凄惨的哭声打了个句号。母亲再一次放弃了选择，其实命运没有提供任何选择，她知道。她背着我下石阶去渡口，正是长江枯水季节，江不宽，沙滩和石礁漫长地伸展到天边，泥沙滩一踩一个坑，沙粒往鞋子里灌。她抓紧背带，弯着身子，步履艰难，江边的风刮着沙粒扑打着她的脸她的头发，这是一个不能再冷的冬天，比没有吃的最饥饿的那几年，比她的第一个丈夫饿死的那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绝望。
而我的生父这时站在石阶顶端，冷风刮着他瘦瘦高高的身体。那么多人从他的身边上上下下，急着去赶车坐船。他的身影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其实是个缺少疼爱的小青年，从母亲那儿他得到了感情，加上他救了这一窝子饥饿得发疯的孩子，得到由衷的感激。他可能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如此被需要，于是他让自己陷入恋情中，不能自拔。
谁又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喜欢就是喜欢，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更不用说爱一个人了，爱就是爱，别的人不可能理解。包括我这个作女儿的，我不也正在偷偷爱一个男人，爱得同样无情理，不合法。别的人会认为很肮脏。
可是连我这样一个不愿循规蹈距的人，也没能理解他们的偷情。我，母亲，生父，我们三人在茶馆坐一起时，在我眼里是那么不和谐，尴尬极了。他和母亲使我出生在世上，却给了我一生的苦楚，他们俩谁也未对我负责。
我和他走下枇杷山陡峭的石阶，漆黑的夜空升起漂亮的焰火，若隐若现地映出山上山下树木房屋，簇簇团团的流星雨，象天国里奇异的花瓣花蕊，向这座城市坠落下来，向我们头上抛撒下来。顺着马路，一直往两路口缆车站走，满天都是焰火，鞭炮炸得轰响。这时，我对他说：“我不愿意你再跟着我，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脸上表情一下凝结住了，看起来很悲伤，就跟那部外国电影里那些面临船沉，逃脱不掉，注定要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一样。
我不管，我要他作出保证。
他保证了，他点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
经过剪票处，他要送我，我坚决地说不用了。随着人群跨上缆车，我坐在靠后边上一个位子，手里紧紧抓住他为我扯的那块蓝花布。他仍站在剪票口的铁栏杆前。载满人的缆车沿着轨道徐徐下滑，他向我挥手，我想对他挥手，却止住了自己。为了不去看他，也不让他看到，我掉过脸去瞧缆车道旁山腰上怪模怪样的吊脚楼、歪歪斜斜的木板房，那些窗子里透出的灯一闪一眨，随时都会熄灭似的。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出口对着这城市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喧腾的大火锅。
母亲没有睡，她在等我，给我开了门，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床上。父亲的布鞋在床下，脸朝墙躺着。看见他们，我心里突然很冲动，很想走过去。我想起了与父亲相依为命度过的所有日子，我是那么想拥抱父亲，那么想被父亲拥抱。至少仔细看看父亲，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象一个女儿那样端详过他。
架子床只有母亲翻身的响动，父亲一定睡着了。我在堂屋尽量轻手轻脚擦洗脸和身子，去天井倒掉水后，母亲从床上抬起身，低声对我说，“早点睡吧。”我就出了房门，穿过堂屋上了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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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1
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二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象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有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做衬衣呢或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做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划着线条，她说，你大概不知道，生父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没拖延过，后来二姐教书了，就把钱寄到二姐那里。二姐单位和我们院子邻居一样，有人汇钱，总有人问来问去，二姐怕引起麻烦。他就把钱送到他老母亲——你婆婆那儿，我再过江去龋你婆婆是个老实人，每次见到我总留我吃饭，说她儿子命苦，连亲生女儿也不能认。他是个穷光蛋，哪个城里姑娘肯嫁他？不得已到农村做了个上门女婿。
这么些年母亲没见生父，通过我的婆婆，她对生父的情况应该是知道一二的，同在一个城市，却要强行自己做得如路人一样，我觉得母亲是中了魔。
“他从不要求见你，他知道一个私生子在人们眼中是怎样一种怪物，”母亲说：“这个社会假模假样，不让人活也不让人哭。”
看见我没搭话，母亲又说：“六六，你不晓得，他自己过得又穷又苦，这十八元钱不仅养活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全家。”
2
那么我的学费不也在其中？我想，但我不愿再问。
母亲的话没有使我感动。他是我亲生父亲，他该抚养我。给我的钱，你们用了，你们也从未告诉我。这个朝夕相处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根本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
母亲告诉我的有关生父的一件件事，他的农村妻子，二个儿子——我的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我的婆婆等等。我不欢迎这些人涌入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已够乱的了。
生父一直住在厂里集体职工宿舍里，一周或半月才回一次家，他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一个人省吃俭用不说，他收厂里食堂工人倒掉的剩菜剩饭，收没人要的潲水，担回家喂猪。为怕潲水荡出，先用一个扎实的塑料袋系好，再装在桶里。为了搭到农村去装货的卡车，他挑着潲水桶，常常站在马路边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碰到好心肠的司机，能搭上车；碰上不客气的，遭人臭骂：“挑脏东西的龟儿子，滚远点！”这时，就只能去乘闷罐车。
挖地种菜浇粪施肥，哪样都抢着做。两个儿子背着背篓出去打猪草，他和妻子一起蹲在地上切斩猪草，煮猪饲。猪吃得快，长得慢，到年终够重量送去屠宰场杀，卖猪的钱，那是家里的生活开销，包括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衣服。他深夜还在野外池塘边洗满是泥土的蔬菜，准备第二天赶场卖几个钱。
他的生活境况如此穷惨，母亲也是前二年才知道，此后母亲就未再去我婆婆那儿取我的生活费。“他以前假若穿了件象点样的衣服，就在我面前虚荣兮兮地说，你看我象不象个少爷？我笑他臭美，说他当少爷的旧社会早过了。”母亲心疼地说：“他落到那种地步，也从来没迟给过你的生活费，每月十八元，那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
我说，“我才不信，我谁也不信。”我的意思是说，父亲够好的了，母亲你不该老是牵挂一个早已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的男人。起码我就不想，只有父亲才是我心里唯一的父亲，父亲对我比家里其他人对我要好得多。想到这里，我直接了当地对母亲说：“你该忘掉那个男人，他的一切和我们家没有联系。”
母亲楞楞地瞧着我，半晌，才说，“六六，你恨他，我以为你只恨我一人呢。”她把已剪了一只袖子的布一揉，一屁股坐在床上，气得不停地摇头。
3
送大姐到轮渡口，我俩站在江边一个岩石上。大姐说，“我问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回答我。妈是不是带你去见了那个姓孙的？”
我很吃惊。
“我就晓得，你俩都不在家，你还抱了块花布回来。这么十多年妈都熬过去了，但终于还是忍不住，还是没忘他。”大姐得意地笑了，“他啷个样吗？”
“是我要见的，”我平淡地说，“他早安了家，有孩子了。”
“他肯定记着我当年的仇。”
“他没提起你。”
大姐背了一个大背篓，里面塞满了从家里取走的一些对她有用的东西，她每次回家，空手归来，满载而去，历来如此，就差没把这个破家全搬走了。她拉拉背带，眼睛盯着我说：“你不要帮他说，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别吃里扒外，没我们，你早就死了，你二岁时肚子上生杯口大脓疮，靠了爸爸和二姐照料你才没丢命。”
大姐的大女儿仅比我小六岁，我记得自己抱不动她，还要去抱，我只是想讨大姐欢喜。但大姐一把夺过她女儿，好象认定我不怀好意似的。这个外侄女还很小，就知道我在家中的地位，每次绊倒一个扫帚，打破一个碗，都说是我干的，让我受罚，外公外婆都信她。
“算了吧，连你女儿都可任意爬在我头上。”我不客气地说，“妈为你卖过血，让你生小孩坐月子，吃鸡补身子。”
“那是一家人，老养少，少养老，你懂不懂？”大姐吼了起来，见我脸色阴沉，她便停住了。
我不会主动去激怒任何一个人，当别人对我耍态度时，我尽量保持沉默，除非万不得已，才去回答。轮船从江对岸驶过来，江水退了点，也不过只退下几步石阶，还未露出大片的沙滩。
她把我手里的行李包接过去，让我继续陪她，到石阶下面，等过江来的人从船上下来后，她上跳板后，我再走。
她转到自己题目上，一回去，她就要去找第二个前夫，她得分财产，哪怕分一只锅一个碗。大姐说她已想好，她咽不下这口气，要把事情闹大。
我厌烦大姐又要闹事，我想劝阻，但她不给我一点儿机会。她说她已打定主意回到这城市来做黑户口。“你放心，”大姐拉了拉我的手，“我们俩在这个家情形一样，我们俩要团结一致，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别人的，你也不会把我的事告诉别人的，是不是？”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