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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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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场面很戏剧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总之,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未处决他,他陪了杀场,吓了个尿滚尿流,答应交待。他全招了,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交待交待,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他那么拚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当牺牲品给收拾掉。为啥子不吐,吐个痛快?
    他呆在牢里,一点也没内疚。由于他的坦白,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放出来。没过多久,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不仅未放他,而且还要他继续交待。
    “我已交待完了,”他掏心捶胸地说。
    “没有,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
    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
    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解放后这地方作为活教材: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每年的11。27死难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誓言铮铮。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后来说没有叛徒,全是烈士,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取材于此的小说《红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说是叛徒,他跳楼自杀,头颅着地,当即死亡。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几乎蹦出眼眶,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
    袍哥头一到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历史最乐于开玩笑,监狱总是轮流坐。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距,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一开始后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
    在朝天门碰见舅爷,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灾荒年快结束时,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当时她在卫校读书。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生了一女一儿,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么爸。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
    大姐说,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为了生存,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
    我说,当妓女。
    “不准说这个词”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
    “一直这样?”我问。
    大姐说:当然是那些年,现在她不知道。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
    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苟延残喘活了下来。但没有多久。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岳劳动农场,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却不行了。没吃的,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终于支撑不住,再也不能干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冻,不干活就没吃的,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抓剜土墙,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没人收尸,丢在大坟坑里了。死了好久之后,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
    同一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关音土都被挖净,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出大便,死时肚子象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无底。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妈,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来,生了下来,靠了什么?
    我沉默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
    这条街的人和其它街上的人一样,听毛主席的话,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红花,当光荣妈妈。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双胞胎。相比之下,母亲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到1958年,家里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产针,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母亲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还是醒了过来,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这狠心肠的妈,差三天就该生了,去江边洗衣服做啥?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害死了他。”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
    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轻声细语地说:“死一个,少一个,好一个。”
    护士不解地走开了,这么无情义的母亲,恐怕她是头回碰到。
    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她就看清自己的命运,她的孩子们的命运。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母亲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不仅我是多余的,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
    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该我出生的时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动,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说到这儿时,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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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细雨中,戴着一个大斗笠。她在野猫溪江边,在停货船的趸船前等父亲。
    江上各类运输船远比客船多,开得慢悠悠的,细雨飘雾时,汽笛更是声声不断。她不知道父亲在哪条船上,蒙蒙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她着急起来,不时在沙滩上走动两步,但还是等着,她心里正燃烧着对母亲的怒火。
    父亲已三个月没有回来。当她终于看到父亲扛着随身衣物走上跳板时,她就迎了上去。
    父亲回家就开始打母亲,他从未动手打过她,结婚十五年来,这是第一次。
    母亲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个多月就很出怀,她不躲开父亲的巴掌,只是用手护着肚子,“求你别打,不要伤了娃儿。”
    父亲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亲想去拉他,又不敢。母亲抱着架子床的柱子,流着泪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就行了!”父亲站了起来,薄薄的一扇门被他弄得哐当哐当响,二姐三哥吓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来。父亲连轰带打把他们统统赶出门。
    紧掩的房门挡不住父母的争吵,不断有哭泣声,二个人都在哭。二姐牵起四岁的五哥到院门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没有露面。到晚上还不见孩子们回来,父亲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进堂屋,她想溜上阁楼,被母亲看见,只好随母亲回到房间里。
    一跨进门槛,母亲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弹着斗笠上的雨水,装着没听见。母亲扯过斗笠,给她一掌。大姐避开了,嘴里骂了一句。母亲气得脸都白了,走过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还手。母亲有身孕,行动不太方便,但个子比大姐大。母女俩闹得天翻地覆。院子里的邻居都来观看,但谁也不上前劝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湿的父亲,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回来,才把大姐一把拖开。
    “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儿的却不能动手,”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
    大姐哭着说:“爸爸,我是帮你呢,你还帮妈?”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讲下去,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母亲怀上我,她和母亲打架。
    我怎么逼她也没用,她掉头就走了。
    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大姐这头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但越这样,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迹,她说她又另有所爱,要离婚。丈夫来抓奸,未抓着,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要斗她作风败坏。两人打起来,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
    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俩人争吵的话,好象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二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阴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2
    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我正在整理书包,历史老师走进教室。我们一起下楼梯,走到空旷处,他未提二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仿佛没有这件事,自然也谈不上道歉。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我转身快步走开。
    他叫住我。“有事对你说。”
    我停了下来。一停下来,我就后悔,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但我已经停下了,没法再走开。
    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说他家里常有聚会,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我已不在。此后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尘土直喷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三张桌子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说是他在修缮队做零时工时,从房顶上摔下来弄坏了腰,多少年了,腰痛还是没好,喝了酒,就觉得肌肉松驰多了。他让我喝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攻陷前后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问,停了吃饭。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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