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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成了“做真正意义上基督教牧师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13。这就是天主教牧师R。M。希吉和英国第二军资深随军牧师J。R。尤恩斯（在二战期间）为什么再三强调牧师也应和战斗部队一道进行体能、射击训练的原因。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把牧师和士兵拉得更近，这样牧师就可以更好给士兵以精神指导。R。希吉教士，《猩红的黎明》（内布拉斯加州，1949），页52及陆军准将约翰·史密斯爵士阁下，《以这个标记的名义征服：军中牧师的故事》（伦敦，1968），页245。在越南，随军教士戴维·奈特坚持认为，牧师在军中的“任务”就是“抓或是杀敌。所以执行任务时要和他们合作……我……见识了其对上帝的爱。”戴维·奈特教士的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70。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9
如果在战争开始前是希望介入教徒每日生活的想法促使一些牧师拿起武器的话，那战争的实际体验就更让他们急于放弃自己非战斗的角色了。在战斗狂野的兴奋中，有的教士拾起了别人丢下的武器，顶上了机枪手的位子，把一切规矩都忘了。默文·埃弗斯教士，“自传”，页6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193；约翰·法伊教士致佩思大主教帕特里克·克鲁恩的信，刊1915年《基督》，引自迈克尔·麦可南，《随军牧师：澳大利亚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悉尼，1986），页49—50。有时人手不够，指挥官也不得不让他们扛武器或领人进攻。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38。布尔战争中的例子，见J。芬得利教士，《牧师于役（一名随军牧师的回忆）》（伦敦，1941），页26。新教牧师在不知不觉中——惊奇地——发现自己在酣战中正如饥似渴地向逃窜的德国兵扫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不要怎么劝说就会放弃他们的职业，转而从军。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76—77。报仇欲也是牧师好战的原因之一。二战中在得知弟弟阵亡的消息后，一名联合会牧师全没了干牧师所必需的“仁爱之心”，只想“赤手”去杀德国人，他转到战斗部队的请求也得到了批准。无名加拿大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8。尤其是在和欧洲以外的人（如日本或越南人）打仗时，敌人的凶残和不驯常会被牧师用作为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拿起武器战斗辩护时的说辞。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253及威廉·鲁克大教堂教士，“访谈”，1989年4月21日，页14—1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左轮上手，教士也疯狂”是越战时的一条新闻标题。“左轮上手，教士也疯狂”，越战剪报，出处不明，收巴巴拉·阿里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就像新西兰战机驾驶员布赖恩·考克斯在二战时所说，欧洲战场的牧师可能难以接受拿机枪扫射，但在布干维尔岛（所罗门群岛）“你不杀敌就会被敌人杀，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兵的尸体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布赖恩·考克斯，《英年早逝：太平洋战争中一名新西兰战机驾驶员的故事》（衣阿华州，1989），页157。另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页33—3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一些牧师也不能免于战斗前夜一般人都会有的兴奋。牧师欧内斯特·N。梅灵顿一想到“出入枪林弹雨”就立刻兴奋起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1922年即将登陆加利波利半岛的前夕，他和战友都在脑子里“摩拳擦掌，为了终于能经历‘不折不扣’的困境而有一种既奇怪又畏惧的兴奋劲”。欧内斯特·梅灵顿教士，“和澳新军团在一起，1914—1915”，1922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威廉·多伊尔神父也分明痴迷于战斗的血腥，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有对辖内士兵残杀行径的大肆渲染。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全书各处。事实上，没有这种感觉或受不了杀戮的牧师在部队里是混不下去的。正如J。史密斯教士所说，要是哪个牧师“对打仗有所保留”，就“不适于在军队工作，部队里的宗教和医疗工作也不例外”。憎恨“放血”只会使人“跟牧师一样没出息”。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也有很多牧师并不觉得协调自身的宗教信念和军队的道德要求间有什么问题。贯穿基督教的整个历史，战斗的话语在其典籍中无处不在。详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53。宗教是人类灵魂的“远征军”，基督是“伟大的领袖”，像在呼唤英国兵听从他的号令。阿瑟·格雷教士，《领袖》（伦敦，1921），页15及“1922年5月14日周日”，《磨坊山杂志》，1922年6月，页6。在《“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1917）中，G。C。布里奇教士讲，有个连老是被一名狙击手骚扰。一名下士终于发现那人的藏身地，那块地方立刻被炮兵夷为平地。这件事在布里奇教士的叙述中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探险：
敌人被发现、消灭了。你有否训练过你的灵眼，使它可以辨别敌人？上帝教你用心观物，能在貌似平和的事物中发现危险；但不管怎样，也不管是好是坏，如果它会伤及你的灵魂，那就毁了它。把它当作练枪的靶子。毁掉那习常、嗜好和影响，免得它危及你的灵魂。基督会为你寻到靶场！G。布里奇教士，《“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伦敦，1917），页17。
不经意间，消灭精神敌人的言辞就变成了要宰杀实实在在的宿敌。
军方和牧师所共享一种“伦理”，那就是男子气概。和平时期，要接受“阳刚”即为禁欲、温顺、忍耐、养心不是什么难事。可一宣战，兄弟情谊就要扩大，所标榜的自然也就成了好战、爱国、体魄——而牧师是最容易被指为纤柔的，这不是没有道理。从一战到越战，牧师作为非战斗人员的身份总使他们成为笑柄。在《圣战》（1915）一诗中，前线一位中年、携子的牧师就语锋直指他的同僚，说他躲在非战士的躯壳里。他指责“明哲保身”的大主教鼓励牧师在门可罗雀的堂区里终日无所事事。对（有“围裙、绑腿和高帽”的）牧师来说，他质问说，还有什么更不光彩吗？该诗恳请他们转变一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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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弟兄们，首先要像个男人，
你们还当自己是英国人吗，是
就要精忠报国，像法国人那样。“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4—5。
尽管可能很少有牧师读到过这首诗，诗中表达的情绪却是触痛了许多“结实的年轻牧师”的神经，他们不愿年老的上级告诉他们上阵打仗是不允许的，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不愿吞下“软弱”、怯懦的指责。他们（用刚毅的基督教语调）宣布，“不论有没有手套，他们都可以出色地表现”，还辩驳别人对他们“口齿不清，只会诵经，或和女孩子打槌球”的指责。此外，他们还抵制有首歌“我那时是个苍白的年轻牧师”给人带来的遐想。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5—6；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及158。他们认为参战的牧师要有“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勇气（和）男人的心灵”。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4。即使在神学院这样的圣地，勇武和男子气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H。M。B。里德教授给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高级讲习班的学生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到神学院许多学生业已参军时他的语气就是赞许的：这“才像男人”。这些学生的行动表明神学堂并非“逃避兵役或不受欢迎的人的避难所，就相对比例而言甚至可算是格拉斯哥大学最勇武的一个系”。里德教授还“恭切地盼望这些学生战士的归来能在这里的长椅间集聚一种不寻常的力量”。H。里德教授，《神学在战后》（格拉斯哥，1916），页4—6。约翰·史密斯是一名澳籍长老会牧师，他参加了一战并上阵打过仗。他就看不起那些抱着“教区母亲聚会态度”的牧师，并以浑厚的语气卫护了像他一样上阵杀敌的牧师们：
战事的爆发调集了民族的精英。没错，教会也意识到这实际也是上帝的事业，于是派了上帝的子民上阵杀敌。牧师脑中的肌肉也该坚挺起来，他的情绪、他的谈话和讲道都应带上一丝锋利，至少应与他要激励的对象所要从事的事业有关。约翰·史密斯，引自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132—133。
在一个强调“刚毅的基督精神”的环境中，牧师身上的“阳刚气”是大家一致推崇的。最有名的战斗牧师（E。肯尼迪教士）受到的赞扬，见温切斯特主教序肯尼迪的《与不朽的第七师》，第2版（伦敦，1916），页Ⅴ。另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页48。
道德和士气
也有意见认为部队里没有牧师的位置。这些人担心，战士信教可能会减弱其攻击欲，论辩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23—24；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二辑》（伦敦，1915），页23—24；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04。他们会被牧师调教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90—91。有军官认为部队根本不需要牧师，在战时基督教国家不该再信仰基督了。陆军准将弗兰克·珀西·克罗热就公开说，牧师虽然可以帮着发香烟，但他们“于战争并不适宜”。F。克罗热，“随军牧师的用处”，《每日镜报》，1930年4月25日。
总的说来，牧师于杀人的事业并非可有可无：他们是道德仲裁人，士气的推进器，忏悔、告罪的对象。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甚至认为一个受士兵欢迎的牧师对于打胜仗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厉害的将军。S。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在全英各地，布道讲坛都成了应征地。一战时伦敦主教就自夸，仅他一人就鼓动了上万人参军。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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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了这种观点，宗教界的用途便不止一端——从训练营（“基督教会是我所见最嗜杀的造物主，我们对他们非常倚重”，一名负责训练的高级军官夸口道）到战前准备（牧师祷告“我的孩子们都能顺利地‘放掉’敌人的血”）都有他们的身影。陆军F。克罗热准将，《一个高级军官在战场无人地带》（伦敦，1930），页43；约瑟夫·欧卡拉汉神父，《我在“富兰克林”号上当牧师》（纽约，1961），页40；W。塞勒斯，《从奥尔德肖特到比勒陀利亚：驻南非英军的人道工作》（伦敦，1900），页113。鼓舞士气是牧师的重要工作。一战时，陆军上将R。C。B。黑靖爵士就曾对一群牧师说过，有他们在，部队“可以提升士气，并强化士兵的道德底气，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引自循道宗牧师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78。同样地，美国总统宗教委员会在1950年年度报告中也称赞了牧师们的工作，在他们的激励下士兵“表现得更好了”。《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