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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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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春后吃春卷,是过去长沙市民的习惯,几乎成了一种风俗。开头几天,茶馆门首总要打出“春卷上市”的牌子。平时这里最热闹的总是在“吃早茶”(从清晨到十点钟左右)这一段,这时则夜市更为红火,点心品种纷陈,春卷之外,还有罗卜饼、鸳鸯油饼等等,价钱也比早上的“一糖一菜”(两个包子)贵了不少,大约这也是茶馆生意最好的时候。其实春卷的高潮亦不过一个月左右,以后即转为常供,到椿和笋老去,韭黄变成了韭白,这种时令点心一年一度的风光遂告结束。    
    我说吃春卷是长沙的一种民俗,最有力的证明并不在茶馆里,而是在市民的家庭里。此地为著名米市,人们的主食是米饭,从不在家里做面食,要吃面只能上街,或者买挂面、筒子面来下(煮),唯一的例外是春卷。用灰面(面粉)做“春卷皮子”,很需要一点本领。儿时常听母亲夸奖某家的皮子做得好,据说能将瓮坛盖翻转来放在火上,手拿一团湿面,在那上面烫出一张张又匀又薄的皮子来。后来社会变化,中产阶级生活下降,堂客们干家务来不及精细,于是便兴起了专门供应“春卷皮子”的行业。过去集中在东庆街一带,我家也去买过,回来包上自家拌的馅炸了吃。后来拆街修路,便不知分散到何处去了。    
    “春卷皮子”其实就是一种极薄的薄饼,比包全聚德烤鸭的薄饼还要薄而不易破碎。前人笔记中记春卷的不多见,关于春饼和春盘却说过不少。杜甫诗“春日春盘细生菜”,什么是春盘呢,清初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说的是“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有饼有韭芽,也就是春卷的雏形。道光时人写的《清嘉录》云,“春前一月,市上已插标供买春饼,卖者自署其标曰‘应时春饼’”,并有《咏春饼》诗云,“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简直就是在形容长沙东庆街的出品。    
    民俗很有研究的趣味。地方特色食物,尤其是有关时令的,希望都能就所知所见,把它们写出来。再过些时,像放椿芽的春卷这样的东西,只怕痕迹都难寻觅了。    
                                                                                      (2004。5。10)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黄公度先生百年祭

    忍死犹寻民主梦,河清难俟海难填;    
    先生逝去舆图在,叹息光阴一百年。    
                     
    公度先生病中纪梦诗,犹惓惓以开国会行民主为念,而极致忧戚云:“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今先生逝世已百年,德化仍未成,河清更难俟,思之唯有叹息耳。甲申初夏钟叔河于念楼。    
    '附记'  香港怡然先生为黄遵宪逝世百周年纪念,精制四十米长卷,倩人题咏。钱仲联、饶宗颐、李锐、于光远诸老珠玉在前,不敢献丑,辞不获免,匆匆草此,聊表对先贤的纪念而已。              
                                                                         (2004。5。1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题《起死回生》稿本

    活色生香秘戏图,纤毫画出不模糊;    
    随园小说升庵笔,却让周郎出一头。    
    白虎青龙斗几场,坎离交媾合阴阳;    
    洪荒宇宙初开凿,本是人生第一章。    
    做了夫妻失乐园,天堂赶出到人间;    
    无花果树青青叶,遮住天机若许年。    
    分明来去赤条条,痛苦欢娱就一遭;    
    生死关头勘不破,灯前掩卷雨潇潇。    
    起死回生》是周实新写成的一部小说。袁枚小说集《子不语》中有《控鹤监记》写性事多夸诞,杨慎《杂事秘辛》状女体则嫌轻薄,均难为现代人认同。白虎青龙是《起死回生》中相生相克的象征,写得颇有力度。《创世纪》中的男女赤身相对,本是自然生态,天真既凿,禁忌便多起来了。癸未五月夜雨中读周实稿本,预感其出版不会顺利。如今都是吃过了智慧树果子的人,拿掉夏娃身上那一片要命的无花果树叶子还行么?    
                                                                           (2003。5。14)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古人写书房

    古埃及和巴比伦五千年前就有了书,但那时的纸莎草书卷和粘土书板,模样和现代的书很不相同。中国的简策(册)起源于西周,去今也差不多三千年,那用皮条或麻绳“编”起来的,近时在长沙、江陵、临沂还出土过,虽然皮和麻都已腐朽,只剩下一支支的竹简了。    
    一支竹简上最多写十多个字。《老子》五千言,两面印不过几张纸,竹书却有一大堆上十斤。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试想五车书得有多大的房子来装。因此古人读书放书,也必有专用的书房,写书就更不用说了。但就我所知,“书房”一词(包括其别称)却出现较晚。“秘阁书房次第开”、“仰眠书屋中”和“书斋望晓开”,都是唐人的诗句。我读古书少,不知博雅者能告知更早的例句不。    
    查《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第七十五至第一百十六卷宅、堂、斋诸部,有关于卧室、药室、佛室的叙述,而独无书室。唯“椅榻屏架”条中有一语云:书架及橱俱列,以置图史,然亦不宜太杂如书肆中。    
    这些“图史”即书看来是为了陈设,而不是为了读的。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读书趣味和生活情调,精致化到了最高程度。李笠翁《闲情偶寄·居室部》却只有一节论“书房壁”,但颇多精义。如说: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石灰垩壁,磨使极平,上着也;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棂共为一色。    
    这种四白落地的装修法,本来最适宜书房,不仅采光好,朴素处也与读书的氛围正合。    
    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是我最佩服的文章。书中说“余家三世积书三万馀卷”,又说“大父至老手不释卷,每至于夜分不以为疲”,写到他自家亭园楼阁的篇目也不少。有《梅花书屋》一篇云,“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造书屋一大间”,之后却只记叙前后的花木,言不及书。又《悬杪亭》云,“余六岁随先君子读书于悬杪亭”,也仅介绍其建筑的奇巧。只有《天镜园》写到了读书生活,算是唯一的例外:    
    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荇,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    
    这种境界,在六面钢筋混凝土中的我辈心目中,恐怕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体会过。如今很有权或很有钱或既很有权又很有钱的人,当然营造得出“受用一绿”的环境,再加上高科技设施,享受肯定要超过张岱的水平。但他们身心俱忙,“幽窗开卷,字俱碧鲜”的味道只怕难得尝到。    
    但张岱也只写了这一小段,接下去便写的是春老时运笋过园:择顶大笋一株掷水面,呼园中人曰:“捞笋!”鼓桨飞去。园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一百多字的文章便写完了。    
    我猜想古人会读书,会写文章,何以却不多写自已的书房呢?大约他们把读书只看作个人私生活的一部分,未必都有曾国藩那样修齐治平的志向,也不会个个像刘禹锡似的想作秀出风头,所以写不出也不想写《求阙斋记》和《陋室铭》那样虽以书房为题而意实不在书房的“古文”来。亦犹人人都要“居室”,写“行房”的究竟也只有白行简等少数几个人吧。    
                                                                    (2004。5。12)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李锐先生米寿纪念集》

    为李锐先生“米寿”出一本纪念文集,这个想法,是去年五月在旧金山李南央家里提出来的。年底李南央到长沙,和她又谈过这件事情。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件大事情。因为我将八十八岁的李锐看成是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一面旗帜。我以为,持这样观点的决不止我一人,至少已故的李慎之先生也是如此。他在零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写给李锐的信(见《怀念李慎之》文集上)中说:    
    我本来希望的就是你。    
    可以视作他的嘱托。这可是一句重若千钧的嘱托啊!    
    所以我对“米寿”的纪念文集充满着期望。我期望它能够把研究李锐、介绍李锐、讨论李锐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纂辑起来,为世纪末思想史留下一份比较完整的资料。作者不必全是接近过李锐的人,重要的是对李锐的思想有了解,有研究,而且有作者自己的见解。这见解亦不必处处和李锐相同,因为良心并不等于一张白纸似的心,旗帜更不可能不染上烟尘半点,严肃的研究和讨论自然也不会“清一色”。这正是民主与科学的要求,也是民主与科学的力量之所在。——当我知道文集将由李普、丁东两位来编,我的期望必不落空,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至于我,却只能贡献出《老社长——李锐识小》这篇旧文。因为我,正如《老》文所说,乃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十分缺乏理论分析的能力,属于不贤只能识小的档次,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附带说一点,《老》文虽在期刊上发表过,在大陆却还没有上过书。上海印的书被禁止了,南京印的《偶然集》上又被出版社编辑删掉了一小半。阑入此集,无非是想将它完整地呈献在老社长面前,以供一笑,当然愿看的人也还可以看看吧。    
                                                                        (2004。1。13)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老社长 上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迭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李朱”连写,如“林罗”、“刘邓”,是从解放区解放军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经武路是民国初年在原城墙基址上修成的一条马路,现已不再存在,拆宽成了芙蓉路的一部分。二六一号原为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的公馆,还记得二楼大厅门首,木板上刻着的联语是:    
    门有骅骝开道路,    
    座看鹰隼出风尘。    
    当学生时从这座新建的红砖洋房前面走过几回,见有卫兵站岗,很是气派。经过风雨苍黄五十年,如今比起我自己滥厕其中的这栋干部楼,则又大为逊色矣。而这时在门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传达同志了。    
    传达同志领我去见的是朱(副)社长,当即叫我跟两位记者一同下乡采访,第二天便出发。    
    李社长就是李锐,当天并未见到。    
                                                   △    
    下乡也就是去几十里外的榔梨市,后来又到了望城坡,两个月后便回报社了。一回来才知道,那时的李社长,真可以说是整个“新湖南报”的重心和中心,牢牢吸引着大家的注意。报社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讲起他,无例外用的都是欣羡的口气。其中有不少故事,也就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院子里准备搭凉棚,一位几年后当了副社长的同志负责这件事。几天过去,不见动静。李锐问及,他说怎么搭棚架,用什么遮阳,还没考虑好。李锐便问:“你自己会搭吗?”“不会。”“那就请搭凉棚的师傅来考虑嘛!你只会生小孩对不对?小孩倒是会生,也生得蛮好,这该不必请师傅吧。搭凉棚,自己不会,就要请师傅,交给会做的人去做。当个区长,也要懂得领导方法嘛!老×,我看你,当个区长还要费力哩。”    
    又比如,一位女记者写了篇新闻稿,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觉得没有写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锐便用过去长沙男学生开玩笑的“口标”说:“××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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