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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很多报道都说过你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艾滋病人的事情，在这之前你对艾滋病有多少了解？
高耀洁：对这个病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了解的，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有这么多都是靠血液传播的。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个艾滋病人是一个妇女，送进医院没多久就死了，后来一追查，她就是做子宫瘤手术输血传染上的。于是我才开始注意到原来在我们这里得艾滋病的人多是血液感染。于是我开始印资料，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而且也一直强调，在农村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源。
记者：我曾听你说过你在退休以后，一直是在做妇女保健知识和防止性骚扰的讲座和咨询，1996年后又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是什么促使你去无偿做这些事情？
高耀洁：是社会责任感。有人老是笑我，说我又忧国忧民了。他们像在说笑话，可是我却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你说人就应该有责任感，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也不是非得你来讲责任感，你已经70多岁了，一般的老人都会选择安享晚年。
高耀洁：我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个外祖父，他是个翰林，他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的大伯死得早，我爸爸就在我出生后把我抱给了我的大娘，这个影响我的外祖父就是我大娘的爸爸。我对这个外祖父比对我亲生的外祖父还要尊敬和喜欢。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女孩能读书识字，可是我这个外祖父却教我读了《四书》，直到现在我还是能背出《四书》里很多东西。他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常常跟我说要对人好，他也老是去帮助其他的人，他说：“仁者爱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最早让我看到了有责任感的人，我很敬佩他。
记者：就是你外祖父的影响让你坚持了十年去从事防治艾滋病？
高耀洁：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真是经历了一些非人的生存方式，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曾经自杀过三次，为此，我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我记得，记得清清楚楚，1966年8月24日，被游街后我第三次自杀。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看着我，在旁边哭啊，喊啊：“妈啊，妈啊。”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死，我要站起来，为了我的孩子，还要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说实话。那次的经历让我开始发生了转折。
我是个妇产科医生，我那时能做的就是好好地看病。（笑）防治艾滋病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觉得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我曾经也是弱势群体。
关注艾滋孤儿再打“黑洞”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写关于艾滋病的书？
高耀洁：我前不久刚写完了的《艾滋泪》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还有一本书叫《艾滋殇》，是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写的，写的是地方上的艾滋病病情现状。在这本书里，我把我所了解到的现在农村的艾滋病疫情写了出来。这本书也马上快完成了，基本上在最后的修订阶段。另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我的十年防艾路》，它是以日记的形式来写的，我希望在2006年4月份，我防治艾滋病十年的时候出版这本书。
记者：那我们再谈谈你防治艾滋病这十年，你刚才说你最早开始防艾是1996年？
高耀洁：那个时候就是印小册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印完了以后到处拿去发给别人，我还去歌舞厅发过呢，结果被人赶出来，有意思吧。最开始主要就是宣传知识。
记者：你一直特别关注艾滋孤儿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
高耀洁：2001年，我下到农村去，发现了这些艾滋孤儿，他们受歧视，遭人打，特别可怜。而且他们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心理问题，有些孤儿说要杀人，或者就是结拜兄弟，别人欺负他们，就一起上去打架。这些到最后都会成为社会问题，可怕得很。
记者：除了艾滋孤儿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主要关注打艾滋“黑洞”？
高耀洁：是啊，还要打啊。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打黑血站了。
记者：去年8月，我去你家的时候还没有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呢。
高耀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黑血站。我是10月才知道的，给我惊讶得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干这么没良心的事情。
11月我就找了两个小伙子帮我去调查了情况。发现了三个地方，还拍下了照片，有张照片里是农民排着队去卖血，简直就是“前呼后拥进鬼门关”。还有很多地方，我都知道有这种黑血站，但是我还没有拍到，还没有证据，所以我还不能说。只要我有证据了，调查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这些都打了，公布了。
我现在用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房间失火了，你光去搬东西，不去救火，有什么意思？
不把卖血问题解决，怎么能控制病情的传播？
记者：听说调查这些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不怕？
高耀洁：怕什么？我反正都这么大年纪了，能活多久啊。而且我这些年得罪的人可多了，我能怕得过来吗？有句话你听说过吗？——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就你个人而言，年龄是不是也是你面临的困难？
高耀洁：就是这样我才有危机感紧迫感，我说我现在是在做身后事了。我希望中国的艾滋病不再传播了。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书评人韩福东
人们喜欢将高耀洁称做“中国的德兰修女”，这个年过70的小脚老太太，因为一场被称为“国难”的疾病而成为良知的符号。当德兰修女于1997年在其创立的“仁爱会”总部逝世时，高耀洁正在河南艾滋村内流泪。
2003年夏天，我在河南郑州采访高耀洁的时候，情况仍然不妙，你能感觉到这个矢志掀开被覆盖的“泰坦尼克之灾”的民间人士的尴尬处境，在赢得中国普罗大众的敬意和国际声望之同时，她的子女和当地政府机关一样疏远她。
作为河南最具新闻价值的人物之一，她从不入“河南十大新闻人物”评委会的法眼，只在一些针对艾滋病患者所展开的行动中，她才会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礼遇”。虽然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一直处于“脱榫”状态，但高耀洁在当地受重视的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
相当长的时段内，高耀洁像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印发宣传资料，得罪了游医，她还被告上了法庭。但在其编著的新书《一万封信》中，各地群众写来的万余封信件，表征出人们对这位坚毅老人的信赖、支持，还有尊敬。信中所展示的真实，也永远具有让人颤栗的力量。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德兰修女这样说。
从中我看到了高耀洁老太太的影子。
高耀洁一直是中国防艾事业的一面民间“旗帜”。在防艾救民这一道路上，她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桂希恩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下情上达”途径，冀望于高层的反馈以救民苦于倒悬。而高耀洁则选择现代的信息公开手段，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在最终的目的地上，她和桂希恩没有根本分别——因为谁都知道，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央政府高层开始针对艾滋病疫情发言，并频繁发出动作。这一年的年底，在郑州的一家饭店里，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约见了高耀洁，吴仪说：“你的工作是对的，我看过两遍中央台‘面对面’对你的报道，你可以随意谈。”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会晤可以看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卫生防疫的最高指挥向立足草根的防艾人士问道，它象征着官方与民间一种共识的趋于达成。
不约而同，国内很多媒体将高耀洁选为2003年年度人物。这个被央视评选为“2003感动中国”的老人，因为面对疫情没有选择沉默，而成为传媒人心中的偶像。
时代需要高耀洁，但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从《一万封信》中，我们也能读出，面对艾滋病大面积扩散这种“泰坦尼克之灾”时，作为个体民间人士如高耀洁者的无力。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1）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
□记者张弘
梁小民，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能逮着耗子的猫就是好猫
记者：中国式管理的实质和内涵是什么？
梁小民：我应该这样说一个原则，企业管理有规律而无模式。所谓有规律就是说它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是必须遵守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具体仿效的模式。这个规律怎么用，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什么叫中国式管理呢？也就是说，遵循的还是世界共同的一些经济规律，但是做的时候要从我们中国的实际（而且不同的地方还要从不同的实际）出发。
比如，激励机制是一种共同规律，资方尊重员工的经济利益，从企业内部对不同员工的利益进行协调。国外对于高层管理人员运用的是期权，美国70％的企业都采取的是股票期权制度，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90％以上都是股票期权。这种措施为什么很见效呢？应该说它有它的条件。一个条件是由于它的股市比较完善和市场化，股票价格的变动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企业赢利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是完全独立的，企业经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努力。我们从《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可以看到，郭士纳确实为IBM的复兴付出了很多精力，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方法。
但是，中国的股市不能反映企业的赢利情况，尤其是一些赢利状况好的国企，大概和高管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政府给予它的一些特殊政策和行政性垄断地位是相关的。这种情况下，给它股票期权既不公正也不合理，激励措施就改为年薪制等等。
所谓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就是遵循经济规律，从中国的国情和现期的特点，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出发，运用不同的方法。忽略了这一点，再好的规律也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中国式管理不仅与外国不一样，而且，不同的企业也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在差距上就不宜拉得过大，因为它是过去的传统所延续下来的。但是民营企业就可以拉得大一点，一个人在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身价就不一样。所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经济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原理运用到现实中去。如果把这句话运用到企业管理上，也很合适。
记者：这也就是说，运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联想找到了它自己的管理模式，别的企业可能就不适用了。那么，可否理解为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梁小民：可以这样说。
管理也可以用“猫论”来评价，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有效果就是好的，而且，有效果的方法随着情况变化要不断调整，也就是与时俱进。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企业管理都不一样，只要企业做好了，就都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的背后，都遵循了一些很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各国并不一样。
没有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
记者：台湾的一些管理专家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资源，那么你认为在企业管理中，文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小民：刚才我已经说到企业管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