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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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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4条,不久扩充为6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即使这样,1929年10月22日,北平还是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的事件。据记载,当时砸毁有轨电车63辆,电车站闸5座,掘毁轨道岔子10处,这一事件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电车抢了人力车夫的“饭碗”。  随着各业的萧条,物价下降,房价下降。地安门东大街4号是的王府,房屋100多间,标价4万元,因无人问津,一直降到一万零五百元。据陈明远《二三十年代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一文所述,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年~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  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上海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至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北京的公用建设也远不及上海,1929年,电灯用户21116户。铺设自来水管146万英尺,供给8000余户使用,绝大部分用户使用土井水,北京人俗称:“井窝子”。水夫用水车往各家各户送水,成了北京的一景。水夫们多为山东人,他们坦率诚实,挑水进门,目不旁视,不论多热的天,不打赤膊。用户每担水不过付一文钱或半文钱,包月更少些。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2)(图)

  人世间  上海人泡舞厅,北京人玩北方特有的遛冰,化妆遛冰很有些西方化妆舞会的味道。不过这在当时仅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娱乐。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一般老百姓和公子哥儿们,有的熬鹰,有的养鸽子,玩蛐蛐更是盛行。斗蛐蛐分上、中、下三等。下等是小孩们蹲在门口槐树下,赌个玻璃球或香烟画片。中等是书画文人,在自己家里以点心、水果为输赢。上等的要设局,赌注百元左右。    根据1927年至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合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人家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10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或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20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1至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元左右。当然,北京的男女老幼,各个阶层共同喜欢的娱乐,还是看戏。这一时期,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北京人大饱眼福和耳福。现代化的真光大戏院也建起来了,可那些“看座”的依然先把好票买了,再卖给观众,颇似今天的“票贩子”。本来该花七、八毛钱看戏的,总要花到一元以上。北京就是北京,“角儿”们在北京唱戏,给他们留下珍贵声音资料的却是上海的唱片公司。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3)(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4)(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5)(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秦淮旧影:南京的都会传奇(1)(图)

  中山陵  1912年春天,刚刚辞去担任了40多天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闲暇时率部在钟山打猎,面对脚下的青山绿水忽发感慨,对部下言:“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杯土以安躯壳。”孙中山此时很可能萌发了功成身退的想法,嘱咐身后事,也不一定是戏言。当然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愿望得到了彻底的实现,而且成为清王朝灭亡后,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修陵行动和安葬仪式。  逝世后的孙中山,似乎成了一个象征。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他再西山碧云寺的灵柩却安然无恙。而且,中山陵的修建一直在大规模的进行,虽然缓慢,却没有人能够阻拦。这真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奇迹。  1929年,费时三年的中山陵终于完工。6月1日,举行了大规模的迎榇安葬仪式——奉安大典,场面豪华热闹,令人叹为观止。刚刚获得统一的国民政府似乎要把这次迎榇办得家喻户晓,特地用一列火车,一路北上,组织了135人的宣传列车委员会,宣传活动历时18天,途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四省,停靠大小火车站33处。  南京路旁高大茂密的梧桐树就是为迎接孙中山的灵榇而抢种的。树苗是通过上海的法租界向国外购买的,数目达数千棵。在铁腕市长刘纪文的强力推动下,中山大道应运而生。它全长十二公里,比当时号称世界第一长街的纽约第五街还长,这条大道的修建彻底改变了整个南京的风貌,成为城市现代化的一抹点睛之笔。形成了南京市区又一条新的中轴线。民国时期兴建的干道,至今仍是城市道路网的骨架。1929年决定了首都道路命名办法:城南道路,以南京旧称建康、金陵、白下等命名;城中道路,以国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命名;城北道路,以全国各省省名,如山西、湖南、察哈尔等命名。现在,还是使用这些路名。  奉安大典的纪录片完整而流畅,蒋介石与宋庆龄在护卫灵榇的行列中格外引人注目。路易•;艾黎作为记者在场,他报道说宋庆龄不同蒋介石一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她。宋庆龄称这次奢华的仪典是“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  中山陵的设计者是清华留学生吕彦直。中山陵采用了传统的外观形式,吸取了近代的内部结构而大获成功。中山陵的建成,使南京的东郊成为热闹风景区。奉安大典之后,每年到中山陵谒陵的多达十多万人。  30年代的影像资料中,关于中山陵的空镜为数不少,看上去肃穆庄严,因为建成不久,远远望去空旷苍凉。国民政府留下的许多影像镜头里,很多是规模庞大的谒陵活动。作为一个政治象征,谒陵仪式含义丰富,值得玩味。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秦淮旧影:南京的都会传奇(2)(图)

  新首都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开始制订《首都建设计划》。当时有人提出以“大柏林、大伦敦、大纽约、大东京”为蓝本,主张在金陵古城外择地重新建设一个新的都市。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为建筑顾问,由清华留美学生吕彦直为其助手,同时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由孙科负责。1929年12月31日正式公布的《首都建设计划》提出,按照国外的模式,对城市实行功能分区:紫金山南麓为政治区,傅厚岗一带为市级行政区,长江两岸为工业区,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鼓楼一带为文教区,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区。这是南京城市开发建设史上第一部正式的设计文件。  尽管当时的南京已建成了一些较现代化的城市主次干道,但是在集中全市人口三分之二的城南地区,除少数几条交通干线外,在小街小巷和棚户区,仍旧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道路。沿路的桥梁也多是明清时代所建造的木桥和石桥,由于年久失修,损坏情况也很严重。位于人口稠密地区的夫子庙文德桥,因为传说中秋节在桥上赏月,能够看到秦淮河中有两个月亮,以致节日期间桥上人群拥挤,曾多次发生倒坍事故,死伤甚众,所以南京有“文德桥的栏杆——靠不住”的民间谚语。   按照《首都建设计划》,国民政府又在新建的干道两侧,陆续修建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政府部、院办公楼等豪华的公共建筑,同时将山西路以西,西康路以东,草场门以内辟为新住宅区。所谓新住宅区,里面的住户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到南京解放为止,在这个新住宅区内,建有花园洋房9265幢,宫殿式房屋25幢。   总的来说,1927年至1937年,南京在城市布局、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有所改观,突破了自明清以来的城市格局,初步呈现出现代都市的面貌。  民国时期的南京,到处是建筑工地,刚刚引进的新式推土机,几乎彻夜轰鸣。新首都南京吸引着成群的官僚权贵。许多优秀的中外设计师云集于此。“建设新首都”的标语飘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中央大学正式命名,既是首都的大学,应有民国最高学府的气派,从学校的大门和校园建筑中可见一斑。  徐悲鸿于1928年受聘于中央大学任教。他在南京的故居,也是在首都大兴土木的年代里建造的。吴稚晖老人特地给徐悲鸿和蒋碧薇夫妇垫付了3000大洋,购买了两亩地,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建造。画室之宽敞,院里的白杨之高大,在南京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里,他完成了重要的油画创作《田横五百士》。  汤山热闹起来,也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的事。汤山以温泉而著名,这里是建造高档别墅最理想的地方。有一次,戴传贤和几个曾经留学日本的要人谈起日本的“风吕”浴池,有人提议去看看汤山,一看之下,都很满意。于是以二千五百元的代价,购进了那家破烂不堪的公共温泉浴室,加以修建,这就是后来的军政俱乐部。陶庐对一般游人开放,但价钱较贵,洗一次澡要一元大洋。因为军政要人常来此游息,建设速度加快,出现了许多别墅和园林,张静江送给蒋介石的结婚贺礼就是汤山的一幢别墅。丛林处,有戴季陶的别墅“望云书屋”,有于右任的“黄栗墅草房”,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树立首都新形象,首任市长刘纪文下令禁娼。秦淮河里的浆声灯影渐弱,岸上夫子庙的酒楼菜馆渐多,各行各业的店铺也纷纷在此开张,夫子庙一带的商业繁荣起来。  也是沾了首都的光,南京的有钱人在1929年就可以乘飞机去上海了。交通部设立的沪蓉航空管理处,购置了飞机四架,开通了沪蓉线的上海至南京段。8月26日,沪蓉第一号飞机装载乘客4人从上海飞往南京。当时,乘客很踊跃,30元一张的机票,一月之内即抢购一空。看来,新兴的南京还是不如繁华的上海吸引人。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秦淮旧影:南京的都会传奇(3)(图)

  光复的喧嚣  现存大量的30年代的南京影像资料,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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