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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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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宰着这些男女的生命。干旱年代,土地龟裂,寸草不生,驱使他们逃往南方。霖雨使他们生活殷实,而蝗灾又造成了荒年。一个中国农村中安详、可爱、沉默的农民就在这片主要背景上表现出来。”而《洛杉矶时报》则赞扬这部影片“有着高度感动人心的调子”。  《大地》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票房上,都是一个成功。借着这种成功,好莱坞曾将赛珍珠的其它小说陆续搬上银幕,如摄制于1944年的《龙种》等。赛珍珠的中国系列小说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文化时尚。《大地》公演期间恰值中日战争,大量关于日军在华暴行的报道也纷纷传回美国,激起美国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抗日民众的同情。随后,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可以说,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像《大地》这样的电影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1955年陶乐赛•;琼斯的这本小册子《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迄今已发表整整50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的日子里,我细读这本书仍然颇多感慨,这种来自遥远国度的目光如此炯炯有神,足以照亮许多我们难以释怀的误区。当每年一定数量的美国大片作为必须引进的项目,走进我们的视野的时候,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毕竟,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而已。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1)(图)

  过去的真实图景掠眼而过,逝水华年只有在意识的瞬间以影像呈现,  随即便踪影全无。  --本雅明 《论历史哲学》                             声光化电  在所有影像资料中,关于上海的最多,这不但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得现代化风气之先的城市,而且,也因为上海是一个政治避难之地,新闻业极其发达。电影业也是起步最早的。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是十分时髦的娱乐。自一九零三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开始在上海放映电影起,这光影构筑的奇幻世界,即毫不费力地取得上海市民的欢心。根据“专家部电影主任致美国商业部”的报告,1927年全中国共有影院106家,其中单在上海就有26家。光陆、兰心、新光、大光明、南京、国泰,都是当时著名的第一流豪华电影院,放映首轮的好莱坞电影。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开始播映有声片,只比好莱坞迟了一年。李欧梵曾这样形容当时电影观众的心态:  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观众来说,花几小时看场好莱坞的电影,即意味着双重享受:一边让自己沉浸在奇幻的异域世界里,一边也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这口味是被无数流行的浪漫传奇和豪侠故事(包括那些被译成文言的读本)培养出来,经电影这种新的传媒而得到强化的。  就是这样,电影作为新兴的视觉媒介,伴随着摄影和印刷品,成为了上海市民物质生活的一部份。从1921年2月上海诞生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丛报》之后,同年上海的《影戏杂志》到以后的《电影月报》、《明星半月刊》、《新华画报》、《联华画报》、《青青电影》等都有对西方电影和中国早期电影的译介和评论      人们熟知的“新感觉文学团体”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的圈子。根据施蛰存的回忆,一九二八年暑假,他们几个朋友在刘呐鸥家中作客,平日除了看书、写文章外,看电影和跳舞是日常的晚间娱乐:  最初,大家都感到无聊得很,没有事做。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施蛰存《沙上的足迹》)  正是在这个悠闲的假期,施蛰存等人蕴酿出开书店、办刊物的念头。于是刘呐鸥拿出资本,跟施蛰存和戴望舒合作开设“第一线书店”及出版文学刊物《无轨列车》。不过四个月后书店即因“宣传赤化”之嫌被迫停业。次年,他们再办水沫书店和《新文艺》月刊,并结织了穆时英。由于通晓日语,见识比较广博,刘呐鸥对当时外国新派文学及电影风尚十分熟悉,且极为热衷,并最终自己也拿起了摄影机。  一九九八年,“第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在台湾举行,首次展出了刘呐鸥所拍摄的两卷纪录片《人间卷》、《游行卷》。经过数年的努力,台湾电影资料馆复修了刘呐鸥外孙林建享先生提供的刘呐鸥纪录片五卷,包括《人间卷》、《游行卷》、《风景卷》、《广东卷》和《东京卷》,现俱列为该馆馆藏。首两卷纪录片,大概摄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  这几部纪录片除了《游行篇》及《东京卷》较具“公众”意味外,其它大部份都是刘氏及其亲友的活动纪录。若从类型上来说,它们应属于家庭纪录片,带有私人性质,主要供个人纪念及小型放映之用。其实,当时在上海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里摄影机已经是时髦的大件,纷纷回国的青年人给家族带回了摄影机,家庭录像也就一度盛行。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2)(图)

  从我收集到的影像来看,属于这种个人录像式的纪录片段,占了相当的比重。诸如上海各式舞会、跑马场、泳池、游乐场及为数众多的街道繁荣世象的图景,都不大像专业摄影师所为。尽管如此,这些影像资料还是能让我们领略大上海的摩登岁月。参考唐振常编《近代上海繁华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大出版社2001年);吴亮著《老上海:已逝的时光》(南京江苏美术1998)等著作,我们大体上可以描述出大上海的影像风貌。  “东方巴黎”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居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晓色朦胧,睡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车轮转动,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出醒。      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流行甚广的一首歌,30年代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大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它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唐振常编的《近代上海繁华录》中记载,“1865年上海已有煤气,1881年设立了最早的电话局,1882年起有了电灯,1884年开始供应自来水。1901年,汽车首先由匈牙利人李恩时(Laniz)输入上海。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的现代化设施大体上与世界先进城市同步” 。  上海,作为中国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一方面是因为其交通要衢的地理位置,新生事务容易汇聚,一方面是因许多洋务机构设立于此,利于引进西方事物。1862年的外滩公园 A‵K是中国第一个“公园”,在此之前,林园胜景只供王公贵族、富商巨室私人赏玩,何尝有平民百姓立足之地。  1929年9月5日,上海第一座10层高的建筑沙逊大厦在外滩落成。英籍犹太人沙逊是上海首富。大厦顶层,有主人沙逊的卧室。室内有柳安地板,柚木护壁。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3)(图)

  租界,一个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蕴含着屈辱、浪漫、危险与机会种种复杂意味的新名词,上海自从1843年《南京条约》开埠,成为外商聚集的殖民城市之后,上海也真正成为“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新兴都市。西方最新式的时尚如水银泻地,席卷上海。“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这里不单是有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特殊的风俗习俗,日用百物”。当时上海是一座灯红酒绿、西式风潮的都市。作为一个西式观念、物品的集散地,西式的观念会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从接受西式教育的作家到一般平民百姓,多少会融入当时上海繁华的氛围中。吴亮在《老上海•;已逝的时光》一书的“西式婚礼”中,即很明确地指出:上海受到西式观念甚深,穿着白纱举行婚礼只是其中一部份。“上海向来是西洋文明的汇集之地。这甚至可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婚礼纪念照中找到左证”“所有的人都容光焕发,衿持得体;他们没有恹恹的、木然的、夸张的、喜洋洋的或狂欢的‘东方表情’。他们受过文明教育,清清爽爽,不张扬,有礼貌。那是‘西化’的结果”  一百五十年前,一些西洋商人在上海搞了一个小跑马场,通往这里的一条小径,被上海人称为“马路”,这便是此一名词的由来,而从这个跑马场变化延伸出后来的南京路,曾是上海最繁华的购物街,著名的四大公司齐聚于此。在当时的南京路上,每三分钟便驶过一辆汽车。1930年,永安公司老板之女郭安慈当选上海小姐,奖品便是一辆汽车。  1914年,中国第一家大型综合百货商店“先施”登场,它首创许多当时匪夷所思的经营方式,如明码标价、不二价制、雇用女性店员、员工周休一日、附设游乐园地等等,获致成功。两年后更大的“永安”,成为上海市民的新宠,随后以玻璃播音室为号召的“新新”与以电动扶梯为号召的“大新”,都一再地掀起大众前来血拼或是消磨的热潮。   十九世纪后期,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中部第一大埠,工商发展与百业市况日渐兴隆,文化方面却仍乏善可陈。1867年第一座以京戏为号召的茶园「满庭芳」设立,从北京请大剧团南下,上海人似乎这才见识到庙堂宗室之美之盛,不旋踵这个蓄势待发的明日都市,竟陷于为传统京剧疯狂的风潮。   然而,京剧也在上海被改换成更为世俗的娱乐。一方面,北方人着重于“听”戏,所以 京角们上场就是“唱戏”;但是上海人却着重于“看”戏,京角们上场便是“演戏”, 两者精神已有微妙的差异。另一方面,民国建立之后,仿西方歌剧院的新式剧院如“新舞台”继茶园而起,风光犹胜,因为新舞台经常搬演时装时事的戏码,不再一味教忠教孝,更加符合新兴上海的胃口!  时代在变,京戏在变,上海的改良京剧更是大步迈前,不但中西合壁,而且推陈出新,极尽霹雳热闹之能事的“机关布景戏”便是一例,钢丝飞人与火花水珠,满场乱舞,吸引了男女老少。“海派京剧”成为上海盛事,京角“不到上海不成名”,麒麟童、梅兰芳,都是在上海成就了他们的传奇。      30年代在诸多西式的流行休闲中,上海人以看电影最为普及。到1928…1932年间,电影院的生长,可以说速度非常惊人。单就第一流的电影院说,即有光陆、大光明、南京、新光、兰心、国泰六家。于是昔日以卡尔登、奥迪安为口碑的时代成为过去。其第二流以下的电影院,在这五年间起建者更有十余所之多。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多少恨》中,形容电影院是“最大众化的王宫”。而在当时上海已经有许多戏院成立;有国片,也有好莱坞的洋片可看。既然西式的思潮已经深入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那么看电影则理所当然成为民众的一个重要休闲方式。“白日梦、野心、膨胀的欲望、知识视野和见闻的广延、异国生活方式之展览……这些徒乱人意、令人不安分的邪魔,一旦从电影院中释放出来,就会影响这个城市的面貌”“走进电影院,就是走进一个黑暗的“梦幻城”,它让人逃避,又让人对现实看出不满。所以,电影简直就是一所挑唆的学校”。照这样的说法,想当然民众就会仿效电影、杂志中明星洋味的打扮。上海人在培养打扮品味的同时,一批社会明星的时髦装扮也成为当时上海时髦生活的展示和示范。早期这类社会明星包括名妓与名优,他们的装束往往成为市民仿效的对象。二十年代起电影明星以新的魅力领导着上海的时髦风气。他们经常出现于各种生活、娱乐杂志的封面上,成为大众崇拜仰慕的偶像,对市民的生活、穿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4)(图)

  1920年代,上海已经有一百多家电影公司,居全中国的百分之八十强,生产相当数量的电影与明星,然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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