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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九章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遥”这些目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