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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险起见，三四天内你最好不要在歌舞伎町露面，就当被我们送到拘留所了。现在我就开车把你送回家。”
名高的作战方案很奏效。托尼告诉我，此后一连几天，金东那帮人也没敢在歌舞伎町露面。
不过，在这个花花世界，消息的传播如同光速。很快，歌舞伎町都在私下里传言我被警察抓了。几天之后，当我再次站在歌舞伎町街头的时候，我那位偶尔露脸的“保护人”铃木也专门来找我。
“喂！李君！你到底干了什么了？”
酒店的老板娘们也都在为我担心。
“小李！你真的没事吗？我们还以为你要被遣送回国了呢！”
凭什么我要被遣送回国？一些人捕风捉影，谣言越传越邪乎。居然有人来这样问我：
“听说你参与了上次的那桩按摩店杀人事件，没事吧？”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樱花下的血战（8）
风林会馆的那个晚上之后，金东居然没有再借助中国黑社会来找我的茬。看来那小子的胆子也大不到哪里去，他明白如果被警察盯上之后，自己就会什么也做不成。不过这次事件之后，他重新出现时耳朵上总是戴着一副耳机。我奇怪他怎么又成了音乐爱好者，但一家酒店老板娘告诉我：“他到我们店里来喝酒时也带着耳机，问他为什么戴耳机，他说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像便衣刑警？一个中国人，装什么日本警察？真是可笑。”也许，他是被那晚上的警察惊着了，终于觉得日本警察比黑社会还要酷吧？谁知道他那个歪着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住吉组的疤脸朴在我被绑架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风林会馆风波之后又出现了，照旧大摇大摆地在歌舞伎町晃荡。碰到我时，依旧没事人一般地向我勒索上一两万日元。
“李君！听说你这段时间遇到了不少麻烦？要多加小心啊！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别客气！我随时会帮你的。”
如果我被绑架的事真是这小子下的毒手，我可轻易饶不了他。我虽然不会像黑社会那样剁去他的一两根手指，至少也要想办法告倒他，让他不能再在歌舞伎町耍威风，否则实在难解我的心头之恨。不过，恶人迟早有得到报应的时候。一年后，朴终于被警察逮捕了。具体原因不明，但据认识的黑社会成员告诉我，他的被抓不是因为毒品，就是因为参与偷盗。又一个对我有威胁的歌舞伎町渣滓消失了。
说起消失，还有一个人，极东会的岩本也与朴同样，时不时地找个借口跑到我这儿来骗钱。这两个人虽然所属黑社会组织不同，又都是歌舞伎町专门管理外国人的小头目。他们两个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职权”，敲诈勒索在歌舞伎町打工的外国人。
后来岩本也卷入了2001年2月发生在群马县的一起杀人碎尸案件，他作为嫌疑极大的凶手之一被警方追捕，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了。4月，岩本在关西被逮捕，而在那一个星期前，他所属的极东会某位干部打电话给我。
“李！最近见到过岩本吗？”
“没有！是啊！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他现在被警察通缉，正在逃跑中。那小子缺钱，说不定会找你。如果他问你借钱的话，不要给他。他干了破坏门规的事情，已经和我们无关了！”
朴和岩本的消失对我来说可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有好事就要有坏事。还是金东。当金东明白想在歌舞伎町大模大样地挣钱，绝不能轻视了日本黑社会的存在时，他开始积极地寻找日本黑社会当靠山。他从那时开始，每个月给极东会组织里不同的小组交纳“保护费”，于是得到了极东会各个小组的支持。收了金东钱的极东会成员便来找我，说已经允许金东和他的手下也到我的“地盘”来一起做生意。我当然不干，向我的“保护人”提出抗议。可是，我和金东的保护人都是同一个极东会组织的。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我们而争斗呢？结果，经过极东会内部的讨论决定，我的“地盘”被硬行“割让”给了金东。日本黑社会虽然鼓吹什么信义，其实也不过是见钱眼开的流氓。我对此很生气，但也只能忍让。我知道金东很亢奋地认为他和黑社会的关系比我深，但这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可以炫耀，我只要多给极东会一些钱，他们又会转向偏袒我的一方。事实上，我就是不想和日本黑社会走成一路。我在歌舞伎町生存，不得不适应环境，但我不会以认识黑社会为荣，更不会仗势欺人。否则，那岂不是和黑社会同流合污？
于是，中央大街、第一番大街和樱花大街，形成了我与金东两派人互相对立的局面。平时，即使见了面，两派之间也是谁也不理谁。
被“割让”的最初一段时间，我还设想过把他们赶出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倒慢慢安心了。因为金东那伙人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粗鲁，他手下的几个人层次都很低，一看就是心术不正的小流氓模样，对待客人的态度要么过于生硬，要么几近谄媚。以他们的接客方式
，营业额自然不好。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人数，站街的地点也完全相同，他们的营业额却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遣送回国
2000年开始，给中国居民的旅游签证终于以许多附带的苛刻条件为前提部分开放了。虽然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居民可以办理团体的旅游签证，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公民来日本只能以留学、结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尽管只能算是迈了一小步，而且带有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含糊态度和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偏见，但毕竟大门开始打开了。这主要是日本旅游业界对政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中国游客一掷千金式的高消费，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在某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节目里，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著名电器街秋叶原的商店老板说，当他看到三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客人轻松地买下价值一千万日元的大小电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很有钱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花钱的。”
我曾经介绍过国内来的官员去看脱衣舞。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让步。因为，即使我不为这些人提供服务，也有别人会那么做的。这将对我的生意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不过，我真的希望国家能减少干部的出国旅游。他们的不良行为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歌舞伎町经年累月发生的一连串外国人犯罪事件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来就是右翼反华分子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便趁势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一定要严厉打击新宿等繁华地区的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石原此后又发表“支那人都是违法者”的谬论。他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日本舆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外国人犯罪中，中国人犯罪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不能把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犯罪分子画上等号。
不过，警方和入境管理局随后加强了对新宿地区的搜查，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大规模的行动，弄得歌舞伎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大作，循声跑过去，看到三辆大卡车上载满了百余名被逮捕的从事色情业的女子，正准备驶离现场。托尼走过来，和我说了两个中国酒店的名字：“小姐全被带走了。”次日，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据称在被逮捕的一百多名女性中，中国国籍的为八十五名。这些女孩子为了赚钱，不惜沦落风尘，但走这条路所经历了的辛酸和坎坷是她们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中国人开始撤离歌舞伎町，一些店主纷纷准备出手转让。我看到好几家一度热闹的按摩店都关掉了霓虹灯箱，在上面贴上了“急速转让”的告示。那段时间，我和托尼偶然去一家中餐馆吃夜宵，却发现汤的味道完全变了，一问老板才知道，原来店里的厨师是个黑户口，他黑了七年都没事，却在前几天上班途中被两名便衣警察拦住，盘问之下露了馅，当场就被带走了。老板一脸愁容地说：“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到哪里马上找个大厨来顶替他呀？这不，我叫原来做助手的二厨上去顶一顶，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没办法。老客人一吃就吃出来了，肯定有人不会再来了。”
由于我主要是介绍外国客人到有日本特色的店里去，因此生意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金东那边则不然，他们主要依靠中国人色情店的支撑，现在开始面对困难了。而我，又要打起精神，以防他在市道萧条的情况下打我的坏主意。
警方对新宿抓得紧了，但东京及周边的其他地区就相对放松一些，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新的中国人聚集区。特别是和新宿只有不到十分钟电车路程的池袋，居然成了新的“唐人街”。出了池袋北口，五千平方米的地域内，集中了七八家中国物品店，而色情按摩店、斯纳库等也随即增多起来。托尼去过两次池袋之后，回来找我说要不要招几个人到池袋那边发展，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来日本观光、旅游、考察的外国人，而歌舞伎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能做好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池袋的客人主要都是在日华人，说实话，大家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我拉他们去色情店消费，好像总不那么忍心。而且池袋很快也变得紧张起来，后来听说警察在池袋北口设立了巡逻岗哨，一些黑户口被撞上，还有些拉客的小姐碰上了便衣。结果都是一样：遣送回国。
第六部分：樱花下的血战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
2001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持续，在电视上政客们天天在喊着要拿出对策，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我随便翻看日本的周刊杂志，发现了一个说法：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升。据说理由是那些上班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色情服务来缓解。我不知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但新宿确实又开了几家新的色情业信息中心，甚至还可以上网检索。许多色情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收费规则和服务者的照片，色情业也因此进入了IT时代。但是东京周边地区的色情业主要分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那些“名所”依然是“名所”。比如色情澡堂集中的吉原、内容五花八门的歌舞伎町、消费水准最高的银座和赤坂……其他的几个主要地点五反田、西川口、涩谷等，红灯区的规模较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意也慢慢有了发展。我选了一个信任的助手当经理，管理我手下的那些伙计。而我，则每天坐车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上去巡视，或者坐在上高地咖啡厅里，环顾我的“地盘”，偶尔也站到大街上，招徕一下过往的客人。
但是，自从我上次被绑架以后，我始终心存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这种担忧使我不得安宁。我终于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胆量却在逐渐下降，这种胆怯来自越来越多的顾忌和牵挂。毕竟，我是个有孩子的父亲，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有我不愿失去的生活。
进入4月份，我染上了花粉症。这种讨厌的疾病是流行于全日本的一种过敏性疾病，人数众多差不多有上千万人。其实就是身体的平衡失调，导致体质过于敏感，整天被流鼻涕、打喷嚏和头昏脑涨所困扰。我来日本十三年了，以前一直幸免，甚至以此笑话患花粉症的铃木等人，没想到今年未能幸免。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精神上的压力所致。
看来，我必须找到新的事业，重新伸展自己的天空！毕竟，“引路人”本来只是我来日本积累财富的一个兼职而已，而我作为《时装》杂志的特派记者也只是小打小闹，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到底什么是我能够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呢？
2001年9月1日凌晨，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我站在中央大街上，正和手下的一个伙计说着话，突然，“嗵”，一个沉重的响声在附近响起。声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时至周末，凌晨一点时，往新宿车站赶去乘坐末班车的人流开始减少，人行道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
我定睛看地面上是什么东西？结果—— 一个男人正躺在那儿，身下开始流出鲜血，一动不动，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