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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英军下士约翰·T·格林正在全神贯注地给他的妻子写信。
第二部分：战地奥运会隆重开幕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1）
从1952年6月起，为了进一步表达我军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立场，也为了进一步对战俘进行和平与正义的思想教育，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采取多种形式，实施“塑造人的灵魂工程”，即：组织召开全军敌军工作会议，学习《联合国宣章》、《世界人权宣言》、《日内瓦公约》、《奥林匹克宪章》和筹办碧潼战俘“奥运会”，以达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目的。
一、敌工会议抛砖引玉
1952年6月，志愿军政治部在碧潼志愿军俘管处召开了志愿军第二次敌军工作会议（会期7天），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政治部、各兵团、各军、俘管处和总政治部、外交部、中宣部、国际新闻局以及朝鲜人民军敌工处等单位的代表共91人，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志愿军政治部杜平主任出席了会议。以下是会议纪要摘要：
6月21日上午会议开幕，首先由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黄远部长致开幕词，他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1951年的6月15日我曾来此地参加过志愿军第一次敌工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外俘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俘管处教育科王奈庆科长在会上介绍了‘美俘思想特点和对战俘进行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教育经验。’这使我军的俘管工作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经过一年来的工作，俘管人员与战俘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来自英国苏格兰西洛锡安郡的学员安德鲁·M·康德伦（Condron，Andrew M。）的话来说明：‘志愿军帮助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把志愿军当作最伟大的朋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敌军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更创一个新局面。”他在谈到去年周总理的重要指示时，还插入了一段周总理对伪满战俘溥休的“仁者爱人故事”（详见本书第八章）。
接着杜平主任作了《关于加强敌军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一年来的敌军工作作了回顾，肯定了我军在执行战俘政策、战俘管理、瓦解敌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对今后敌军工作的意见。讲到战俘问题时，他说：“战俘工作做得好坏，不仅影响将来的遣俘工作，还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要进一步提高俘管干部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正确地掌握和执行政策，提高业务水平，研究国际法规，熟悉日内瓦公约条文。尤其应以‘奥林匹克运动’为动力，更好地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在大会上他还十分郑重地再次向全体与会者宣讲了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由六十一个国家签署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该公约被认为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束战争和冲突状态下敌对双方行为规则的权威法律文件。根据公约规定，战俘主要享受以下权利和待遇：冲突各方对战俘应予人道待遇，不得基于任何原因进行歧视；不得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其拘押于生命安全缺乏保障的地带；不得作为人质；不得损害其个人尊严，特别是不能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将其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进行集体惩罚；冲突停止后不得拖延将其释放。宣讲后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应牢记《日内瓦公约》中的“八不准”，并要求七月份在志愿军全军上下进行一次全面的纪律检查。
接着，他讲到停战谈判问题：“自从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以来，谈谈打打，边谈边打，截止1952年5月2日，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中的四项议程基本都已达成协议，惟独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一直处于僵局。僵峙的焦点是我方坚持《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遣返全体战俘’与敌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实为‘强迫扣押’的对立。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1949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奥地利代表曾提出过‘承认战俘有权拒绝遣返’的建议，但立即遭到苏联、美国、英国及参加会议的多数代表团的反对而被否决。此外，美国过去参与缔结的许多协定，如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1918年凡尔赛和约、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签定的多个和约，都规定必须全部遣返战俘。今日美国一反常态，倒行逆施，所谓的‘自愿遣返’是美国玩弄的又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呵！”最后，杜平还饶有风趣地讲述了一个“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杀”犹言“死”）”的岳飞故事（详见本书第八章）。
随后，由俘管处王央公主任汇报战俘营工作情况。他说：“根据周总理关于外俘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俘管处在总政的全力帮助和志政的直接领导下，一年来整个工作旧貌换新颜，取得了很多可喜的进步。其主要收获是由于在战俘营里建立了战俘的民主组织——‘俱乐部’，使战俘普遍消除了对我军的恐惧、怀疑心理。他们读书、写作、办报，春意盎然，文体娱乐活动蓬勃开展。特别是由美英战俘发起而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创办的《走向真理与和平》英文期刊（半月刊）和在各战俘营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等三大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战俘营初建阶段在管教内容和方法上曾一度搬用我军过去改造国民党军队战俘的老经验，走过一段弯路。在与战俘日常生活接触中也有要求过高的现象。”在他的讲话过程中，还讲了一段他曾收押过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真理面前顽石低头”的故事（详见本书第八章）。
从6月22日到26日，每日半天是各部队代表的典型发言和分组讨论，半天是参观战俘营的各项活动。
第二部分：战地奥运会隆重开幕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2）
首先介绍五位代表的典型发言摘要：
6月22日下午发言人：志愿军俘管处五团 副政委周柏生，主题是“化干戈为玉帛的特殊战斗”：
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的部队，被我们抓到了包含美、英等13个国家的战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构成了特殊的矛盾。在战俘群里，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思想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无穷无尽的矛盾，头绪纷繁，怪事迭出。有一次，美国战俘将猪肉偷偷放进土耳其战俘的碗里，而土耳其信伊斯兰教，是不吃猪肉的。结果土耳其战俘将美国战俘痛揍一顿。我们严肃处理了此事后，把土耳其俘虏与其他俘虏分开管理，又想方设法满足他们各自的饮食习惯，甚至由他们自己去管理伙食，我们只控制伙食标准。结果伙食搞得好，浪费少，俘虏也非常满意。圣诞节时，我们让俘虏自己布置活动场地，让他们通宵联欢，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使他们很高兴。
在教育俘虏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我们纠正了过去的缺点，采取了适合俘虏思想特点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过去，采取了较高的要求和过急的措施，企图启发他们从社会制度本质上认识美、英国家和苏、中之间的区别。然后以阶级斗争观点来认识战争， 包括朝鲜战争。结果俘虏不能接受，反而起了反作用。他们对这种上大课的教育方式，“填鸭式”和“强迫灌输”的方法，感到厌倦、恐惧和反感，甚至对抗学习。
现在，我们改进了管教内容和方法，将阶级教育主题改为争取和平主题，将呆板的管理方法和灌输式的政治教育，改为设立俱乐部、图书阅览室等。以生动活泼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让战俘通过阅读书报听广播，实行自我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俘虏的情绪迅速稳定下来。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加强了对俘虏积极分子的培养使用。改变过去因对积极分子的偏袒而使他们处于孤立的做法。我们积极放手地让他们为俘虏福利多做工作，参加俱乐部、运动会活动，由俘虏选举他们担任委员、部门负责人、小队副、班长等，为大家多做服务工作，使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建立威信，减少顾虑，提高积极性。俘管处还多次召开了各俘虏团的积极分子座谈会，交流经验，使他们认识到进步力量并不孤立，因而增加了信心和勇气。我们还通过邀请一些外国进步人士如弗尔顿夫人、贝却迪和艾伦·魏宁顿来战俘营访问，并与战俘们座谈，也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收到很好的效果。
6月23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第9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摄影记者边震遐，主题是“和平是时代的主题”：
化干戈为玉帛，看来不仅仅取决于真诚的愿望，同时也取决于科学的方法。
先哲们在提出正确原则的同时，也曾经反复告诫后人们：真理随条件而转移，真理即便是往同一方向多跨出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国内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曾用阶级教育的方法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这一成功经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到了朝鲜，换了战场与对手，这一改造战俘的成功经验，便成了导致战俘们离心逆反的起点。事实证明，收容他国战俘，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继续，是由军事斗争让位于更深更广范围内的文化较量。文化，是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不同经济状况和历史传统所综合形成的观念性产物。一种文化想要改造以至战胜另一种文化，决非易事。较量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而未能决出胜负的事实，在世界各地并不罕见。有时候，军事上的战胜者，常常会被战败者的文化所胜、所同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这种对入侵外族的文化胜利。任何军事胜利者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军事战败者的文化，这样的尝试，不论多么执着多么顽强，很可能会是一种最徒劳甚至是最危险的尝试。古今中外，多少曾经是所向无敌的强大集团与政党，往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走入误区，最后导致了彻底的失败。所幸的是，改造西方战俘，毕竟是个局部性的问题。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有民主有集中，从善如流，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正如圣人所言：错而能改，功莫大焉！
和平的主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在特定情况下，它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感召力和战斗力。
6月24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政治部前线俘虏收容所英语翻译、俘管队长王维源，主题是“一年两次欢度圣
诞节” ：
志愿军政治部下属的前线俘虏收容所的任务是收容各个部队抓获的俘虏，集中起来后，成批护送到后方鸭绿江边，交俘管处统一管理。
敌军官兵被俘后，受到我军的宽大处理。在“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兑现后，他们心中害怕被杀的顾虑没有了，但是敌对情绪还是普遍较难消除。因此，如何进一步贯彻我军的俘虏政策，成为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
第二部分：战地奥运会隆重开幕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3）
有一次，在我们把各军的俘虏收容得差不多时，已经到了1951年12月上旬。如果此时起身把战俘北送，徒步行军到鸭绿江边，再顺利也要二十多天。因为这些人很不善于步行，一天最多只能行走20~30公里。这样一来，12月23日到24日的圣诞节势必就要在行军途中度过。圣诞节是西方人全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犹如春节对于中国人一样。当了俘虏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倒霉，过不上圣诞节将使他们更加沮丧，很不利于消除他们对我军的敌对情绪。如果等到过完圣诞节再动身北送，那时严冬就要来临，气候将变得更冷，被服、取暖、住房、医药等一连串问题都很难解决。至于用汽车押送的事，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连想也不敢去想。
我们讨论再三，决定让他们提前过圣诞节，过了节日立即出发北上。于是派人去安东市（现名丹东市）采购食品和礼物，我们把过好圣诞节当做对外国俘虏的一项政治工作来做。我们俘管队反复研究，怎么按照当时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最大限度地过好圣诞节，提高战俘们的情绪，调动徒步行军的积极性，同时达到消除或减少敌对情绪的目的。最后决定采用出奇制胜的办法，取得意外的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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