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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后半叶，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历史，事实上都是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里罗马所遭遇的境况的重复。然而，由于欧洲的政治不统一，反对君主制的政治动乱和民众暴动持续发生，另外西欧人又很容易接受机器观念和新发明，因而使事态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政治权力不那么集中的欧洲新世界，由于基督教的宣传已经使人类共存共荣的观念普及到民众之中，所以那些追求财富的人们便欣然让机器来取代奴隶和集体劳动。
机器革命——即机器的发明以及发现的过程，对人类的经验而言是一项新事物。它不会顾及将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产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只是向前进展。工业革命则与其他的人类社会事业一样，因机器革命而造成的人类生存状态的不断变化，在过去与现在，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由于财富的聚积，小农与小商人破产，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财富集中；另一方面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本集中。两者虽极为相似，然其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机器革命之后，劳动者的性质与以前截然不同了。机器革命以前的世界，所有的动力基本上都是人力，大多数的生产活动都是靠人力来完成的。虽然人们也会多少利用牛与马来作为动力，但如果要举起重物时，还是需要由人来举；凿开岩石时，还是人来凿；耕田也是人与牛一起来耕；在罗马，加利船上的动力也是淌着汗的水手。在早期的文明国中，大量的人类被当作苦工像机器一样被使用。靠动力运转的机器，在早期的时候似乎也未能把人类从这种苦工中解放出来。大群劳动者，为了开凿运河、修建铁路或是筑堤而被使役。矿工的人数也急剧增加。但是，便利的设备和商品的产量却增加得更快。随着19世纪时间的推移，形势日渐明朗：人类不再被当成与动物或机器没有差别的动力源泉来使用，因为靠人很困难才能完成的事，靠机器可以更迅速更精巧地完成。这样，只有在需要选择和运用智慧的地方才使用人力，人开始仅做为一个人来存在。而以前支撑起一切文明的劳动者，却是只知道服从的动物，是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对于谋求人类的幸福而言，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新兴的冶金业中，同时也出现在农业、采矿业等自古以来就有的产业之中。用于耕耘、播种、收获的机器出现了，一台机器可以做10个人的工作。罗马的文明是建造在廉价的人力基础之上的，而现代的文明则是建造在廉价的机器动力之上的。在这一百年之间，机器动力越来越廉价，而劳动力则越来越昂贵。不过在矿山里采用机器，却推迟了约一百年，原因是在那里，人力比机器更廉价。
于是，人类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根本而重大的变革。旧文明的统治阶级的主要烦恼，在于维持苦工的供给。但是到了19世纪，开明而具有前瞻性的人开始明白，民众必须成长为比苦工更高级的劳动力。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民众就必须受教育。哪怕只是为了确保“产业效率”，民众也必须理解自己的所做所为。
工业革命的再次兴起思想家的新观念
自从最早的基督教传教时代以来，在欧洲多少都实施过民众教育，在亚洲，凡是伊斯兰教生根之处也莫不如此。教会这样做，是为了使信徒理解信仰的意义，并且使他们能够阅读将信仰传播给他们的经文。当基督教的教义发生分歧之后，分歧双方为了吸引信徒，都非常重视对平民的教育。例如在英格兰，1830和1840年代，宗教论争的各方为了获得年轻信徒，竞相创设儿童教育机构。其中有国教派的“国民学校”、非国教派的“不列颠学校”，以及天主教派的“初级学校”。19世纪的后半叶是所有西欧化世界平民教育的急速发展期。不过上层阶级的教育发展速度却不是非常快。因此之故，以前社会中存在的读书人与文盲之间的鸿沟，现在则仅为教育程度高低的细小差别。这种变化表面上与机器革命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却是主张必须扫除全世界文盲的机器革命所引起的。
罗马的公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经济革命。一般的罗马公民，对于他们所亲历的诸多变化，绝对不像我们对自己的经历了解得那样清楚。这是因为现代人都能够读书、讨论，并且有机会到处旅行、观察，而这一点是罗马的一般大众做不到的。当工业革命进行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受其影响的一般大众已经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过程来理解了。
形式出现的。托玛斯·摩尔的《乌托邦》是柏拉图奇异的模仿，但却产生了效果——促成了英国《新贫民救济法》的产生。拿波里人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则更富于幻想，但却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
17世纪末，出现了很多政治以及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之中，有一个是牛津的硕儒约翰·洛克（1632…1704年）。约翰·洛克是一位英国共和主义人士的儿子，原来从事化学与医学的研究。在约翰·洛克有关政治、信仰自由、教育等的论文中，清楚地表明他完全肯定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与此人并驾齐驱，是稍后出现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年）。孟德斯鸠以社会、政治以及宗教制度做为根本分析的对象，将法国的专制君主政体的虚伪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样，孟德斯鸠与约翰·洛克一起纠正并排除了妨碍人类社会改造的诸多错误观念，他们因而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先驱人物。
从18世中叶，孟德斯鸠和约翰·洛克的继承者曾对他们所完成的道德、思想方面的著作，进行过更勇敢的考察和研究。一些出身于耶稣会的学者（他们极具反抗精神，被后人称为“百科全书派”），致力于新世界的设计（1766年）。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是大胆、率直研究有关食粮以及财物的生产与分配问题的经济学者，后人称他们为“重农学派”。《自然法典》的作者摩莱里曾经激烈地批判过私有制，他是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19世纪诸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思想家的先驱。
何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很多，而社会主义者也存在多种派别。本质上，社会主义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出发点，对私有财产观念加以批判的思想。下面，我们对各时代的财产观念略做叙述。财产观念和国际主义观念是两个基本观念，我们的政治生活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两个主要观念进行的。
财产观念起源于人类的好斗本能。在人类进化成为人类以前，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开始拥有财产。原始财产就是兽类为之而战的东西，比如对于狗来讲，骨头就是财产；对于母狮来讲，巢穴就是财产；对于一群动物的领袖来讲，这群动物就是它的财产。在社会学上，“原始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家族中的领袖，已经有了占有其妻子、儿女、器具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观念。假如有其他人进入了他的势力范围，他肯定会与之展开争斗，只要有可能，他必定会将对方杀死。就像阿特金森在其著作《原始法》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部落随着年代而成长，长老也渐渐开始承认年轻一代的存在，同时承认年轻人从外掠夺而来的妻子、他们所制作的装饰品，以及他们所杀的猎物等，均为他们所有。正是由于有了财产权的相互妥协，人类社会才得以成长。这种妥协是由于他们必须合力将其他部落逐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应该讲，这是一种被迫的本能上的妥协。山丘、森林、河流等，既不是别人的，也不是自己的，那肯定就只能是“我们”的了。也许，“我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希望将它据为己有，但却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被别人联合起来消灭掉。因此之故，“社会”从开始便是缓和所有权的地方。兽类与原始野蛮人的占有欲望，比现今文明化的社会中的所有权意识更为强烈。所有权意识源自人类的本能，而并非源自人类的理性。
工业革命的再次兴起财产分配之迷
对于原始的野蛮人与现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言，对财产的占有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只要是可以获取的，不管是女人、被免去一死的俘虏、猎获的动物，亦或是森林里的空地、采石场，无一不可据为己有。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了避免因为过多的争斗而两败俱伤，法律产生了。法律最初的作用就是决定所有权的归属。于是，在法律的保护下，人们可以拥有自己创造、捕获或最先主张的事物；在欠债者无法还债的情况下，债主就可以没收其财产，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地，如果某一块土地归某人所有，他就可以向使用该土地的人索取租金。但是随着人们熟悉了有组织的生活之后，人们也渐渐地开始认识到无限制的占有所有事物是有害的。人类在诞生时就拥有一切吗？不！那时人类一无所有。如今想要搞清楚早期文明的社会斗争，是件很困难的事，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却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债权有时可能会对社会生活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因此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放弃债权；另外，无限制的土地私有制度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所以在后来的巴比伦对奴隶主有了严格的限制。最后，在伟大的革命家耶稣的教义里，我们可以发现前所未有的对财产的抨击之词。他说：“有钱人进天堂真是太难了！连骆驼穿过针眼都比富人进入天堂更容易。”
人类对财产的占有应被允许到何种程度？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过去的2500年或3000年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而直到耶稣之后的1900年时间里，信奉了基督教的整个世界，才开始明白了人并不是财产。”人可以随心所欲处理自己所有的东西“这种想法，也因为财产的性质不同而失去了意义。
但是，18世纪末的世界，对这个问题还只是抱有怀疑而已。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没有清晰的判断，更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人们最大的动机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王侯的贪欲和浪费侵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平民的私有财产不被国王的苛捐杂税侵吞。但是革命中的平等主义竟然对他们最初所要保护的私人财产也进行了批判。众多的人一生下来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只要他们不从事劳动，所有者们便不给他们食物和住处。在这种情形下，人类怎么会有自由和平等呢？“太不合理了”，贫穷的人们发出了不平的怒吼。
某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分配“之谜。他们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使一切财产归国家（当然是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而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平均占有这些财产。
同样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人们，一方提议财产私有化，而另一方则希望废除财产私有化。两者看来互为矛盾，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产生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财产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众多并且互有差异的东西。
财产并非单纯的一个东西，而是价值与结果互异的诸多所有权的大杂烩。很多东西（人的身体、艺术家的用具、衣服、牙刷等）绝对是属于个人的财产，而有很多东西如铁路、机器、住宅、园地、游艇等，在何种程度上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又在何种限制之下属于私有的财产，亦或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公有，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由国家管理，然后在贷借给个人，这些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上，这些问题属于政治的范畴，也是如何有效的实施国家管理、维持国家发展的问题。另外，它还产生了社会心理学上的问题，与教育学的研究也互有影响。
对财产的批判，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强烈的情绪而迸发出的言辞。一方面，这是个人主义，人们都希望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财产实施保护；另一方面，这又是社会主义，力图将国家的财产集中起来而限制个人的财产。然而，事实上，大部分人们的思想都处于否认一切为维持政府而征收的税款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与否认一切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现在，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即所谓集体主义者，都承认相当数额的私有财产，但却认为教育、运输、矿业、土地、重要物资等，均应当由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来掌管。人们还逐渐认识到，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起创办大规模的事业是很困难的事，基本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