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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修道院过起了隐居生活。1558年，查理五世逝世。
表面上，这位疲惫的高贵人物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厌恶之感，他在简朴与孤独之中企求与上帝同享一份平和的心境。查理五世这种放弃尘世的隐退行为，被以充满感伤的笔调渲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查理五世身边带了将近150名随从，他的行宫里没有宫廷的严肃，却不缺乏任何奢华与放纵。而且菲利普二世又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把父亲的劝告当做命令，奉行不渝。
查理五世虽然已经对介入欧洲的局势失去了兴趣，却被一些琐碎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普雷斯科特曾经写到：“奎克塞达、加兹特罗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国务大臣之间几乎每日都有信件往来，他们在差不多每一封信中都会提到有关先皇的饮食与疾病状况。因为只要提到有关病况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饮食，哪怕只是附注式的简单几笔。这一类话题反复地在国务大臣的通信里提及，是极罕见的事。阅读这种政治与饮食奇异地混和在一起的公文，还要保持严肃，对大臣们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巴利亚多利德前往里斯本的信差，被命令绕道亚兰迪去采购先皇御膳用的东西。每逢礼拜四，还必需送去下一个斋戒日所需要的鱼。查理五世认为附近所产的鳟鱼太小，所以必需从巴利亚多利德给他送去更大的鳟鱼。他嗜食一切鱼类，并且只要是习性类似鱼类的东西，他都喜欢。鳗鱼、蛙、牡蛎等，在他的食谱里占据了主要部分。瓶装的鱼，尤其酸溜鲣鱼是他最喜欢的，他经常会因为未能从尼德兰带来这种鱼而感到惋惜……”
1555年，教皇尤利乌斯三世特许查理五世免除斋戒，并允许他在接受圣餐以前可以进食早餐。
饮食与治疗是查理五世回归到隐居生活的主要原因。查理五世虽然终究未能养成读书的习惯，却喜欢学查理曼大帝，在进食时让人为他高声朗读，然后发表一些“绝妙的评论”。他对机器玩具颇感兴趣，也喜欢聆听音乐和传教，有时也会对偶然被送来的政治问题提出一点意见。查理五世所热爱的皇后死后，他一度醉心于宗教。但查理五世总是那么死板，每逢四旬斋期的礼拜五，他总要与修道士们一起拚命鞭打自己。由于这种苦行和患有风湿病，查理五世以前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压抑的宗教热情爆发了出来。当巴利亚多利德也出现了新教时，查理五世十分震怒，他说道：“这是朕的命令，转告给宗教法庭庭长或他的宗教会议吧。你们必需忠于你们的职务，在邪恶尚未广泛传播之前，用斧头砍断它们的根源吧！”查理五世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对于这类罪犯如果我们不通过一般审讯，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同情心，难道这正确吗？但他最终还是认为：“这种凶恶的案件，大可省去正常的手续，因为如果纵容他们，他们可能会再次犯下罪行。”查理五世还举出自己在尼德兰的独特办法为例，宣布：“对于顽冥不悔改者处以火刑，悔悟者处斩。”
查理五世对于葬礼十分着迷，这几乎成了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与角色的象征。查理五世认为欧洲某些伟大的东西已死亡，必需为它们举行悲痛的葬仪，并写下类乎结论的东西。事实上，凡在尤斯特举行的葬礼，查理五世每次都会参加。在亡妻的忌日，他还为故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最后，查理五世干脆为自己举行了葬礼。
“教堂的四周围起了黑幔，数百支蜡烛的光芒都不足以驱退黑暗。教会的信徒们个个身着丧服，皇帝一家人也都披上深色的丧服聚集在教堂中央被黑布罩住的灵柩周围。接着，葬礼开始了。在教士们哀悼的叫喊声中，人们替死去的亡灵祷告，祝愿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国。祈祷的声音越来越大，悲不自胜的人们哭得越来越凄惨。是因为想象到君主驾崩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对君主这种懦弱的行为感到怜悯？查理五世自己则身披黑斗篷，手捧蜡烛，置身族人之中做自己葬礼的旁观者。最后，他将手中的小蜡烛交给主教，表示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全能的上帝。悲哀的葬礼就这样结束了。”
欧洲文化的兴起各项科研取得了成果
在这次假想的葬礼之后不到两个月，查理五世就真的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短暂辉煌也与他一起消失了。查理五世的领土早已分给他的弟弟和儿子。神圣罗马帝国虽然一直存续到拿破仑一世的时代，但却早已进入了垂死的状态。只不过，其未被埋葬的传统，直到今日仍蔓延在政治空气之中。那么，破坏了帝国、圣职者、农民以及商人之间的均衡，通过野蛮民族的征服而使得情况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并使欧洲旧世界的人类活动保持着一种特定的状态达1000年之久的，究竟是人类生活条件中的哪些变化呢？
这些变化当然是复杂多样的，因为人类的生活本身就是多彩多姿的。然而寻根究底，好象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即人类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的发展与普及。这些知识最初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然后慢慢地，但到近500年来却是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到了一般大众之中。
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也是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原因。这种人类精神上的变化又因为人类知识的增加而扩大，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地互相交错的关系。人们渐渐开始不满足于日常生活和基本愿望的实现，而对追求和干涉更广阔的生活产生了兴趣。这与在过去约2000年之间扩展到全世界的一切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宗教与古老的宗教在本质和效果上都不同，它们直接对人类的精神产生影响。它们使早期文明国的居民之中所未曾有过的个人自尊心以及对人类共同事业的责任感，逐渐发展了起来。
就政治与社会生活而言，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人们对古代文明文字的简化和普及，这对于建立更大的帝国和更广泛的政治协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的进步是运输工具和交通设施的改进：先是马，其后则为骆驼和机动车辆开始使用，道路被大规模的修建，人们还发现了铁，而这一切都造成军事效率的提高。继而出现的是因为铸造货币而引发的经济混乱，因为这种便利却危险的习惯使得债务、所有权、交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了顺应这种形势，各帝国大肆扩张自己的规模和范围，人类的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地方性的神消失了，人类进入了诸神混合的时代，最后，伟大的世界性宗教教义主宰了广大民众的生活。与此同时，被客观地记录下来的历史、地理开始出现，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开始进行系统的知识研究工作。
人类在希腊与亚历山大城所开始的辉煌璀璨的科学研究一度遭到中断。条顿（日耳曼）系蛮族的侵略、蒙古系诸民族的西迁、宗教改革以及大瘟疫的流行，给政治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破坏。当文明再度从纷争和混乱中脱离出来时，奴隶制度已不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础。最早的印刷厂也正在准备为收集信息和传播知识提供便利的新手段——即印刷物。逐渐地，对知识的探求和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又在很多地方再次开始。
于是，16世纪以来，作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项副产品，一系列的创造陆续出现，并对人类的交流和往来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创造和发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增加了，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更多的发明和创造还在不断出现，然而，人类对这一切事物的来临却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历史几乎没有告诉人类如何去面对这个因为高涨的发明浪潮而造成的新局面。过去四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恰似一个沉睡的囚犯的经历：当囚禁他同时也是他的避难所的牢狱失火的时候，他没有被惊醒，反而将燃烧的声音与温暖错当成过去一个支离破碎的梦，因而在沉睡中不安地辗转着身子。换句话说，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和机遇。
历史并非个别人的故事，而是整个社会的故事，因此历史记录中最重要的发明，是那些对人类的交流产生影响的发明。16世纪，我们所应注意的主要的新事物，一个是纸质印刷物的出现，另一个则是可以利用罗盘在大洋上航行的船舶的出现。前者使教育、公共信息传播、讨论，以及政治活动的开展变得更容易也更普及，并促使这些领域发生了变革；而后者则使圆形的世界成为一体。但是，几乎同样重大的一件事情是蒙古人于13世纪第一次带到西方来的枪炮与火药被改良后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枪炮与火药破坏了住在城堡里的贵族与城墙里的城市的安全，也把封建制度一扫而光。君士坦丁堡因枪炮而失陷，墨西哥与秘鲁因惧怕西班牙的枪炮而崩溃。
欧洲文化的兴起蒸气机等的发明
在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它还不是十分引人注目，但就结果而言却是更具重大意义的革新。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的是后来封爵而就任大法官的法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是英国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博士（1540…1603年）的入室弟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吉尔伯特博士的代言人。这第二个培根，与我们前面讲到的罗吉尔·培根一样，鼓励人们进行观察和实验，并以使人类精神觉醒为己任。培根著有《新大西洋》一书，在书中，他运用乌托邦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自己力图为科学研究做出伟大贡献的梦想。
之后，英国皇家学会与佛罗伦萨学会相继成立，其他国家中也陆续出现了奖励研究、发表并交换知识的国立学术团体。这些欧洲的学术团体不但成为无数发明的源泉，同时也成为对多个世纪以来控制人类思想的神学作出破坏性的批判的力量。
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没有像纸质印刷物和航海船只那样能直接促进人类进步的发明，但却一直在进行着知识和科学的积累，并在进入19世纪之后，结出了累累硕果。对未知世界的探险与地图的绘制也在不断进行。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出现在地图上。18世纪的英国已经开始在冶金工业中使用焦炭，这比以前使用木炭炼铁更容易，成本也更低，而且使铸造更大的铁块成为可能。近代的机器制造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曙光。
恰如天国之树，科学也在不断地萌出新芽，并开花、结果。进入19世纪，科学结出了真正的果实。开启先河的是蒸气机、钢铁和铁路，然后是巨大的桥梁与建筑，以及几乎是力大无比的机械。这一切极可能使人类的所有物质要求都获得满足。更让人惊叹的是电气科学这个一直隐藏不露的宝库，终于向人类开启了大门……
前面，我们曾把16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比做不知牢房失火而仍在做梦的囚犯生活。事实上，16世纪的欧洲人仍然在做着统一在天主教会之下的拉丁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梦。然而，假如我们所组织起来的事物之中，有某些无法控制的因素，有时它便会出现在我们的梦境之中，并作出极其不合理而且是充满破坏性的解释。同样地，正当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与路德，在将天主教统一的梦想撕成碎片之际，皇帝查理五世昏睡的面孔和贪吃的胃，便毫不客气地闯入这梦境之中。
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种梦转变成个人的君主政体。这个时期，几乎全欧洲的国家都在忙着建立和巩固君主政体，并力图将其势力扩展到邻近的弱小国家和地区之中。而另一方面，王权的不当要求与干涉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抗。最早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地主，接着是随国外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商贾与有产阶级。但双方都未能取得全面的胜利。在这个地方是国王占优势，但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是有产阶级压倒了国王。有时，国王是这个国家的太阳和中心，但在仅隔一线国界的邻国里，却是由顽强商人阶级统治的共和国。这种变化的范围如此广泛，显示出这个时代里形形色色的政体，是多么地富于实验性和地域性。
在这些国家舞台上最常见的人物，是国王的宰相；如果是天主教国家，则常为位居高位的圣职者。他们站在国王背后，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国王而服务，同时也支配国王。
由于篇幅有限，本书不再去细述这些国家舞台上上演的戏剧。荷兰的商人们加入新教，成为共和主义者，并脱离了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即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在英格兰，亨利八世与他的宰相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王与她的宰相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