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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责任重大啊！
邓小平小心翼翼、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11月中央政府成立，到翌年5月新的工作调动，半年的“京官”岁月里，邓小平殚精竭虑，政绩斐然，连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也称赞“有相当的进步”。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过一次全面检查，并通过了一个检查的决议，刊登在第16期的《红色中华》上。决议称：
瑞金全县工作自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某些工作上已有相当的进步：
（甲）统一财政在县苏及有些区苏（特别在黄安区渡黄区……）都是相当地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那种浪费和漫无限制的开支状态已大为减少了，开始在实行预算决算。
（乙）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改变，并且对于过去政治犯在县苏已遵照第六号训令正式开庭审判，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丙）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留红军公田已实行。
这个决议是历史文献。当时中央政府检查团的检查是很严格的，透明度是很高的，稍有点问题便会毫不留情地“捅”到报端去。决议肯定邓小平主持下的瑞金县的工作，在财务、肃反、扩红等方面都是过硬的，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
1932年5月15日到19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县苏的工作报告，检阅了扩红问题、财经问题、整顿赤卫军问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学习问题等。《红色中华》第20期发文报道了《瑞金县苏大会经过》，称赞这次大会“大受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认为“瑞金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将进一步地巩固，将成为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
毫无疑义，瑞金县能成为“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与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的才干颇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赏识。李富春比邓小平大4岁，早年也在法国勤工俭学，与邓小平很熟。李富春看准了邓小平。1932年5月下旬，因会昌县委书记古柏调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裁判部长，所遗会昌县委书记由谁接任呢？邓小平！李富春毫不迟疑地作出抉择。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个“临时县委书记”，省委已酝酿并初步考虑将会昌县委扩大为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直接管辖会昌、寻乌、安远三县，邓小平真正的用场在会昌中心县委！
根据江西省委的决定，邓小平二话没说，打着背包就出发，到了会昌就任会昌县委书记，一头扎到新的工作里去了。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8节 毛泽东的军事韬略
从赣州撤围到漳州大捷苏维埃红色政权，是在战争的硝烟中壮大、巩固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军事上主要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赣州，二是打漳州。
打赣州是毛泽东不同意的，结果打了败仗，毛泽东反而挨了批；打漳州是毛泽东力主的，结果取得大胜，毛泽东又挨了批！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打赣州是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者决策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就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中提出：中央苏区红军要在近期内“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10月22日致电苏区中央局，“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10月31日电训中央红军不能“困处瑞金一隅”。12月6日又发出第12号指示电，明确指令：中央苏区红军应“首取赣州，迫吉安”。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组织部长、军事部长）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夕，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红军攻打赣州。
毛泽东、朱德等热情欢迎周恩来的到来。从此，中国革命的三巨头——毛、周、朱，开始聚集瑞金！
毛泽东同周恩来是1926年在广州相识的，但没深交。中共五大一起在汉口开会，以后各奔东西，无缘聚首。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后到了上海，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到了瑞金。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一直非常关注、支持战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在红四军七大后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的鼎力相助心存感激。年仅33岁、素来沉稳的周恩来就任苏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后，首先就红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问题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征求毛的看法。
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坚，素有“铁赣州”之称，易守难攻。红四军曾于1930年3月中旬打过一次赣州，攻城三天，无功而退。现在赣州城内虽然只驻有国民党军第十二师马第三十四旅的两个团，但赣南17个县的地主武装大都麇集城内，这些反动势力十分顽固，不可小视。况且赣州北面的吉安驻有国民党军罗卓英、陈诚的五个师又两个独立旅，南面驻有粤军陈济棠的几个师，如果红军攻赣，他们势必前来增援，红军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陷入危险境地。
“依我看，红军部队还是按原定部署，打土围、拔白点为好，让赣州成为一座孤城！”毛泽东分析完敌情后表示说。
周恩来笑道：“临时中央还打算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从瑞金搬到赣州去呢！”
毛泽东摇头说：“谈何容易！即便赣州打下来了，也未必能守得住呀！你想想，蒋介石会善罢甘休吗？”
周恩来沉吟片刻，觉得毛泽东说得很在理，随后将这些意见电告临时中央，请博古考虑定夺。
临是中央很快复电：“首取赣州”原议不变。
周恩来只得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指令。会上，除毛泽东、朱德外，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临时中央“攻取赣州”的意见。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
会后，有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出《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具体部署“攻赣”，彭德怀被委任为攻赣总指挥。2月4日红军包围赣州，2月13日战斗打响。
毛泽东自苏区中央局决定“攻赣”后，心境不佳。他想，自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已移交给周恩来，中央政府的工作有项英在抓，红军已全力准备“攻赣”，自己对此举本来就竭力反对也不想插手，看来无所事事，该休整一下了。于是，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吴吉清一行，“退隐”到东华山。
果然，红军攻赣战役，历时33天，久攻不克，以失败告终。在攻赣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余人，10余名师团干部牺牲。
3月初的一天，项英奉命快马来到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议事。毛泽东策马疾行到瑞金红军学校，通过红校电台与朱德取得联络，部署撤围。
3月7日傍晚赣州撤围，部队转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
毛泽东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江口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红军新的军事行动。
在红军发展方向上，中央局成员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红军应“夹江而下”，夺取吉安、抚州、南昌；毛泽东却力主东征入闽，攻取漳州。
经过一番争议、权衡，4月1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东路军漳州战役计划，并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入闽，指挥作战。周恩来、朱德等移驻长汀，调动部队，筹措物资，保障东路军后勤供给。
4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率领以红一军团为主体的东路军攻克龙岩，直下漳州，红五军团亦从赣南调来赶到前线。4月18日，东路军兵临漳州城下。
漳州之敌，不堪一击。红军发起攻击后，很快就在天宝、南靖一线歼灭张贞师主力两个旅，旅长杨逢年“弃袍割须”，泅水出逃，红军俘敌1600余人，缴枪2300余枝。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往诏安。20日，东路军胜利进占漳州城。
红军在漳州筹款100余万元，这笔款子后来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办的基本金；还缴获敌人两架飞机及大批军需物资，其中一架飞机修好后飞回了瑞金；还扩充了部队1000余人，拓展了闽南游击根据地。红军入漳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民众好评。
尤其让毛泽东欣喜的是，红军在漳州意外地获得《资本论》《两个策略》《论“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及一大批报刊资料。毛泽东令人将其全部搬回瑞金，后来中央教育部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图书馆。
漳州大捷，威震闽南。漳州的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有仙人指点，在张贞49岁的时候，在4月19日这一天，打掉张贞的四十九师，占领漳州49天，焉有不胜之理！”
红军的“仙人”，就是毛泽东。
漳州老百姓如是说，朱德总司令也这样说。
1964年2月9日，朱德曾忆及这段历史，赋诗一首云：
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
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
赣闽成一片，直至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
朱德解释此诗说：“这首诗第一句以下的各句，都是毛泽东当时的指示精神。1932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前进，在那里发展农村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的确，红军攻克漳州，是毛泽东“出击求巩固”战略思想的胜利。当然，“出击”的地域和方向要正确选择，因地而定。出击赣州，就错了；出击漳州，才是正确的。一字之差，两种方针、两种结果。打赣州，久攻不克，吃了苦头；打漳州，马到成功，尝到甜头。这是什么原因呢？
东路军的将士们在归途中议论、分析、比较，终于渐渐悟到了“战略”二字的真谛，无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韬略！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9节 邓小平在会、寻、安
漳州大捷后，毛泽东随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在大余、水口一线与敌作战，拓展红色区域。邓小平奉调就任新职。
1932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的精神，决定建立会昌中心县委（即会、寻、安中心县委），以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中心阵地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领导。6月下旬，会、寻、安中心县委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正式成立，三县100多位党的活动分子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受命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会、寻、安中心县委上属江西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领导，下辖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委，机关设在会昌筠门岭笃下。
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寻、安三县鼎立，构成中央苏区的南线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这三县都是边区、新区，工作环境比较艰苦、险恶。正如小平同志后来回忆所言：“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倾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的自述》）三县之东南方，皆是国民党粤军重兵驻防之地。会、寻、安三县苏区是否巩固，南大门、南线屏障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中央苏区和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安危。
面对这种困境，年仅28岁的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肩负重任，意志坚定地为开拓和创造三县边区的新局面而斗争。他，犹如一擎天大柱，独当一面，支撑起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天一角！
他率部来到三县的中心区域——筠门岭。
筠门岭又称“军门岭”，地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诗云：“长沙小密垒空空，各寨遗名指顾中。洋口峡收三县水，军门岭纳百蛮风。”这里不仅是三县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要道，也是赣南通往闽、粤乃至南洋的咽喉之地。
邓小平一行将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笃下一幢朱氏民房里。邓小平有时住在笃下，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