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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间-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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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旦华后来与铁窗难友、毛泽民的老战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结婚。改嫁后,朱旦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远新在延安度过了童年时代。    
    1951年,朱旦华从江西赴京开会,带着毛远新同行。会后,毛泽东接见了朱旦华和毛远新。朱旦华告诉毛泽东,远新还是留在北京念书为好,10岁的远新也闹着要在伯伯身边念书。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毛远新留在北京。    
    朱旦华托孤后,毛泽东视毛远新如同己出。    
    毛远新在北京念完中学后,因学业优秀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年暑假,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与毛远新作了一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切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事后,毛远新追忆了这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遵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下连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毛远新回校参加运动,参加了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成为造反派首领人物。    
    1968年,毛远新出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在此期间,毛远新支持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和所谓“朝农经验”,名噪一时。后来,毛远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毛远新与江青关系亲密,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与江青是一致的。江青自己没有生育儿子,待毛远新不错。当1975年10月毛泽东病重时,毛远新因父亲牺牲在新疆,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重中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沟通的“联络员”。    
    “联络员”权力不大,但身份独特,地位显赫。    
    从10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不知是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受别的什么人影响,轻率地向毛泽东作了两次“政治吹风”,而且,竟点名中伤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毛远新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这一席话,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对着1975年的全面整顿的。    
    遗憾的是,毛远新的“吹风”,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毛泽东这时已行动困难,无法接触实际。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接触实际较多,对事情的看法较“客观”,何况还有一份特殊亲情。    
    毛泽东器重邓小平,赏识邓小平,但毛泽东最担心和最不能容忍的,是否定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吹风”带有挑唆性,触及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要毛新远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谈谈自己的看法。    
    于是,毛远新这个“联络员”,于1975年11月2日找了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云云。    
    邓小平拒不同意毛远新的意见。    
    邓小平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9号文件(即1975年中共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引者注)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在毛远新“联络员”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整顿、改革,真是如履薄冰,举步艰难啊!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0节 江青颐指气使,煽风点火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这是江青的一首自况诗,一张自画像。    
    江青是个野心勃勃、不甘寂寞的女人。自从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失败后,她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显露一下自己的“峥嵘”,与邓小平“决一死战”。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1975年10月下旬,发生了“刘冰上书”事件,为江青出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刘冰是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一起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    
    未料,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上书”后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0月下旬的一次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江青等人得知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欣喜若狂。迟群、谢静宜是江青的亲信“嫡系”。江青看到毛泽东的批示保护了迟群、小谢,批评了邓小平、刘冰,就立即抓住这把“尚方宝剑”,召见迟群、谢静宜等人,精心策划后,到处煽风点火,组织对邓小平的“反击”。    
    迟、谢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同伙、政治部某副主任,得知后立即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贴出了一张《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后,欣喜地对这位副主任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这位副主任心领神会,后来竟一口气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10月31日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    
    11月1日晚,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肯定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同时又批评邓小平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封来信的批示。    
    清华大学校园内一时舆论大哗。有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有人忧虑重重,顿生疑云。    
    11月12日,在迟群等人的操纵下,清华大学的党委扩大会竟扩大到1700多人!江青一伙还不满足于此,又指令北京和一些省市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翻印转抄。“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等人,甚至还假借复旦大学的名义,翻印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寄送全国各地。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也抛出了大量的批判文章。    
    一时间,一股黑风刮遍全国!    
    几年后,即1980年8月,邓小平在复出后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谈到江青,说:    
    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    
    江青坏透了……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1节 张春桥老谋深算,推波助澜

    江青等人刮起的黑风,是以“否定教育革命”为突破口的。    
    “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这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开始出动了。    
    当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示后,张春桥立即以分管教育的副总理身份,于11月8日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责令周作检查。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总要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现在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又说:“一个是培养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还说:“迟群1968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11月30日,张春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介绍了中国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他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教育怎样估计”的问题,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还说:“我们的教育部长(指周荣鑫)也有问题”等等。12月20日,中央在《外交通报》上转发了张春桥这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谈话。    
    在此期间,张春桥又居心叵测地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中共党史讲义》(第二版),以“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的名义出版发行。这部教材全面歪曲和篡改党的历史,污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江青等人树碑立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12月1日,在张春桥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抛出了一篇题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长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75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上,《人民日报》于12月4日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进行了广播。    
    这是“四人帮”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发重型炮弹!    
    这篇文章声称: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从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接着,文章笔锋一转,写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12月14日,张春桥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报告》还点名攻击周荣鑫说:“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的发表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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