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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向医生吴阶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周恩来登机时，“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毛泽东在长沙看到周恩来的憔悴模样，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深情地嘱咐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由邓小平来接替周恩来的重任了。
第三，毛泽东对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调中央学习后不久，毛泽东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实习”后，毛泽东又破例安排他担任“十大”的准备委员会主任（名列周恩来等人之前），随后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时青云直上，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名列周恩来之后，但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毛泽东发现他不仅才能平庸，底气不足，而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帮派，积极参与江青“组阁”的阴谋活动，衔江青之命到长沙告总理和小平的状，几次批评、警告他，竟屡教不改，还是与江青等人搞在一起，兴风作浪。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王在检查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的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没错，而我是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王洪文的地位从此急转直下，他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毛泽东不得不另择他人。
第四，党内健康力量的荐举。据邓榕回忆，1972年“五一”节前，王震从江西红星垦殖场回京后，在太平庄住地约见邓榕，“胡子叔叔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叶剑英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于1973年12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排除万难，狠抓落实。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周恩来就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个信息透露出去；当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良机，印发文件，在全党造成舆论影响；当毛泽东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月后，周恩来又旧事重提，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示；当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工作安排问题，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当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时，周恩来抱病亲拟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当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与毛泽东一道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有了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荐举、支持，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第五，毛泽东对邓小平一贯看好，极表赞赏。这是毛主席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的思想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就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成为“毛派”头子，备受坎坷。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忆深刻、时常念及的。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治军有方，战功卓著，毛泽东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极力推荐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称赞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厚道”，“比较周到”，“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1957年在莫斯科时，毛泽东当着苏共领导人的面，称赞邓小平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毛泽东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痛定思痛，开始把视线投向邓小平，作出了准备启用的“8·14”批示，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和“战功”。1973年底，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军师”，称赞他“办事比较果断”，是“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正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一贯看好，所以在党和国家面临困境、周恩来病重、王洪文结“帮”和党内一些老同志极力荐举的情况下，毛泽东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当然，毛泽东这次重新重用邓小平，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策。这一决策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失误，更不意味着党的指导思想已完全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了。因此，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虽然已成定局，却是很不稳固的。当邓小平后来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毛泽东的思想又出现反复了。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3节 邓小平主政，迎击“四人帮”
风云多变，世事维艰。1975年的中国政局真是乍暖乍寒，喜中有忧。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声誉……
邓小平主政，迎击“四人帮”
历史迎来了1975年。
1975年，是风云激荡的一年！
新年伊始，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是建国以来我军建设史上第一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工作的总参谋长，意义非同寻常。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毛泽东没有出席全会，仍在长沙养病，但对全会作出了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在10日晚京西宾馆的闭幕式上，周恩来一连讲了四次“安定团结”，表明他对这个问题不同寻常的重视。
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多年的波折和磨难，才得以召开的。
周恩来在两千八百多名代表瞩目关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多少仁人志士、炎黄子孙毕生为之奋斗的辉煌目标！
这个报告，是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据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一九七四年冬，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为五千字，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没有王洪文）当选为副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一格局，完全挫败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掌管宣传口的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只发一张大会主席台和大会会场的照片，不准发周恩来作报告和朱德主持大会的照片。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恩来郑重而坦然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主持了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确定了分工，宣布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
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在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就这样，经过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全国四届人大，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把邓小平推到了治国安邦的第一线！
1975年春天，历史为中国选择的风云人物，只能是71岁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有荆棘暗礁，有狂风恶浪！
1975年2月，毛泽东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江青一伙再次趁机掀起了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恶浪。这次，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对所谓“经验主义”！
3月1日，“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两员大将同时出动，大放厥词。张春桥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说：“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姚文元抛出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4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继续鼓吹：“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随后，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一批“反经验主义”的文章。一时，“反经验主义”甚嚣尘上。
邓小平一眼识破“四人帮”的险恶用心。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毛泽东当着金日成的面，介绍和称赞邓小平说：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对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最近江青等人大批“经验主义”的情况，并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4月23日，毛泽东即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指示：“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四人帮”策动的“反经验主义”的闹剧到此收场。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4节 全面整顿、力挽狂澜
自从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之后，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久，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时，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