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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毛泽东的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大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又立刻向毛泽东报告，毛表示同意。
4月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宣布了政治局的上述决定。
4月12日晚，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出现了！
这天晚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富丽堂皇、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就在这时，六年前被打倒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了！
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对这一戏剧性的突变都惊奇不已。一位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道：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意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被遗忘的角落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个重大新闻：
邓小平复出！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的努力下，历史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沉寂六年的邓小平的首次露面，一时成为中外新闻的热点。中国百姓欣慰地看着邓小平的名字赫然醒目的出现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出任中国副总理的最新消息……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对“复出”有点什么感受和体会呢？
几年后，下野后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北京问邓小平：“我现在下野了，但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回答说：“只有一个：忍耐。所以我便练习忍耐，也重返了政坛。”
芬兰前首相索尔萨说过一句话：
“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有位记者问及他的个人经历时，他幽默地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真是大政治家的气度啊！
正是依靠“忍耐与信仰”，邓小平东山再起，重返政坛！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8节 韶山行：邓小平“为毛主席干杯！”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后，不负众望，协助周恩来总理，开始努力工作了。
1973年10月19日，风和日雨，秋高气爽。这一天，分管外事的邓小平送一位重要外宾到桂林，返京时路过长沙，突然决定到韶山看看。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期间，韶山更是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邓小平很早就想到韶山看看，一直没有机会。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啦！”
如今，如愿以偿了。
邓小平要到韶山，湖南省领导人感到欣慰，但在接待规格上有点犯愁。按理说，邓小平过去是党的总书记，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应该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但邓小平毕竟是刚“解放”出来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还很走红，弄得不好，将来又有什么反复，便会留下接待方面的“罪状”。经过反复研究，湖南领导人决定取“中庸”之策，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方针。在用车方面，“红旗”是不好派的，就派了辆“吉姆”，也算高级轿车了；在接待方面，向韶山交代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你们看着办吧！”
邓小平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
他来到了韶山毛泽东旧居前，神色显得十分庄重、虔诚。
在陪同人员的指引下，邓小平首先缓步走进毛泽东父母的卧室。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屋子的木床上呱呱坠地的。当陪同人员说到这里时，邓小平笑了。卧室墙上挂着毛泽东父母毛顺生、文氏两位老人的遗像。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久久凝视着双亲遗照，他对人说：“我是像我母亲的。”陪同人员介绍后，邓小平一行都点头称是。
说来也巧，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世纪伟人，祖籍都是江西吉安地区人。
史志告诉我们：毛泽东的祖籍是江西吉水人，邓小平的祖籍是江西吉安人。吉水和吉安现皆属吉安地区管辖，故同属江西吉安地区（现改称吉安市）人。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本人，更是与江西有不解之缘了……
从毛泽东父母卧室出来，隔壁就是毛泽东的卧室。一盏竹络小油灯，那是毛泽东青少年时发奋攻读的伴物。床边墙上挂着一幅放大了的照片，那是1919年春毛泽东母亲在长沙治病时，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弟弟陪伴母亲的合影。邓小平看了后，目光注视着墙上的另一幅解说牌上的字样：“1925年6月，毛泽东同志亲手在这里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在小阁楼上建立的。党支部共有五人：毛福轩、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人称“韶山五杰”，后来都壮烈牺牲了。邓小平看后，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早期的学习、革命活动以及韶山党支部的建立情况，陪同人员一一作了解答。
穿过毛泽东卧室，是后院。后院有天井、碓屋、谷仓、猪栏、牛栏、农具间等。转了一圈后，邓小平来到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的卧室。
这时，邓小平的神情突然变得专注而凝重起来。他非常熟悉毛泽覃，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被“左”倾领导人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受到不公正的处置。毛泽覃在“左”倾错误的淫威面前，毫不妥协，反驳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不过表明你们是一派的领袖，并不能代表党，而只是代表‘派’的“派别首领’。”他在回答“左”倾领导人对他的所谓‘小组织活动’的指责时说：“那是因为有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议论而已。”毛泽覃在主力红军长征后，被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4月25日，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瑞金县黄鳝口红林山区，年仅29岁。邓小平在这个卧室里逗留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他说话时的悲切之情，令人荡气回肠！
从毛泽覃卧室出来，又到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卧室。邓小平凝视着墙上毛泽民的照片，对陪同人员说：“我认识毛泽民，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钧。”那是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小平时任“红都京官”瑞金县委书记，毛泽民时任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行长，他们经常见面，很熟悉。毛泽民后来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了。
随后，邓小平还看了晒谷坪，参观了陈列馆。当陪同人员问他照不照相时，邓小平爽快地说：“照，怎么不照！”于是，邓小平在毛泽东旧居前留下一个珍贵的镜头。
晚餐时，韶山宾馆拿出了茅台酒，热情宴请邓小平。宴席一开始，邓小平就第一个站起来祝酒。他神采飞扬，大声地说道：“来，让我们为我们党，为毛主席干杯！”
“为毛主席干杯！”大家一起举起了酒杯。
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是个襟怀坦荡的君子，从不以一己之利而忘天下大义，从不以一时逆境而忘领袖恩惠。他自始至终都是拥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
1981年，邓小平欣然为韶山管理局题写了两块匾额：“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9节 毛泽东请来“军师”邓小平
自从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顷刻出现巨大空缺：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些位子显然需要补充、填缺。
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除林彪、陈伯达外，只剩下三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康生年纪大，身体也不行。怎么办？党的机器要运转，党的领导中枢要健全，国之大厦要有擎天之柱啊！
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地忧虑、思考之中。
同时，还有一个召开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
于是，毛泽东断然采取措施：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显然，毛泽东是在考虑构筑中国政坛的新格局。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当中，毛泽东当时最看好的还是王洪文。
邓小平虽然在毛泽东批示后入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想交给邓小平更多更大的权力。他还要观察，还要考虑，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8·14”批示20天后，于1972年9月7日指名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
王洪文何许人也？人们只知道他是上海造反派的总头目，“文革“初期制造“安亭卧轨事件”的造反司令，在上海是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把手。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指名调王洪文进京，当时很多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不甚清楚。
王洪文时年37岁，属少壮派。毛泽东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开始注意到他，知道他是上海工人的造反派头头，让他在闭幕会上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并介绍说：他34岁，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九大时，王洪文被提名为主席团成员，随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南巡途经上海时，在专列上正式认识王洪文，有过接触。
王洪文进京后，在学习班学习了两个月，毛泽东找他谈了几次话，询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后来，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做过工人，当过农民，当过兵，但还需要搞调查研究……看来，毛泽东是看中王洪文了。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王洪文一下涉足政治局！
而在3月10日已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却没有这份殊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中央工作会议还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王洪文如此快速“擢升”，意味着毛泽东已把他视为新的接班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秘书长的显赫角色是张春桥。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邓小平在“十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政治局。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错过了林彪集团垮台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契机，加强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使全党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继续滑了下去。
“十大”以后，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就结成了“四人帮”。
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仅三个多月，情况就有新的变化。
1973年9月13日，在林彪折戟沉沙两周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
随后，王洪文经常出入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见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