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多次发表论述阶级斗争的讲话，把党内在形势和政策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意见，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把彭德怀对庐山一案的申诉，说成是“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富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他断言彭德怀、邓子恢等人的言行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且这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因此，对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1964年2月，毛泽东与来华的金日成会见谈话时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显然，毛泽东讲的“搞修正主义”的人当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的话，包括了时任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的邓小平！
对此，邓小平无可奈何，忧心如焚。他陷入冷峻的沉思之中……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52节 毛泽东破例亲赴
机场迎接邓小平访苏归来1962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的声浪日益猛烈的时候，中苏两党的分歧又开始激化了。
1963年7月，在中苏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情况下，中苏两党商定再次举行会谈。根据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又一次受命赴苏，出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7月5日，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苏斯洛夫到机场迎接。两位老对手又握手在一起了！
“欢迎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在莫斯科期间一切顺利、圆满！”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谈能收到成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出席宴会，并在祝酒时说道：
“我们希望这次会谈两党能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着友好感情的。”
“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感情到这里来的。我们也真诚希望消除分歧。”邓小平郑重地表示说。
“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做出了欲强加于人的姿态。
“我们之间的分歧一时消除不了，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但不要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至少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你们已经片面地发表了一些东西，已经片面地攻击我们了，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但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表明态度。”
“要团结就必须停止论战！”赫鲁晓夫性急了，用餐刀敲响菜盘，摆出了“老子党”的架势。
邓小平不甘示弱，郑重声明说：
“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却一直没重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时候总要做出答复呀！”
宴会上初试锋芒，正式会谈时更是一番激烈的较量。
苏共代表团团长、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首先做了一个长达70页的长篇发言，横加指责和攻击中共。
邓小平平静、沉着地听完了苏斯洛夫的发言。在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从容不迫、有理有节地逐一回击了苏斯洛夫的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邓小平说：
“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
“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随后，苏共代表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中共代表邓小平、彭真、康生又在会议上作了一轮轮发言，互相进行对抗性辩论，唇枪舌剑，一来一往。
辩论进入高峰之际，7月14日，苏共中央竟违背协议，抢先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于7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公开信》，但在编者按中着重声明：苏共的这一《公开信》“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公开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其中这样的例子总共有七八十次之多，举不胜举”……
苏斯洛夫见后，恼怒地对邓小平说：
“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的歪曲、捏造和诽谤。”
“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如果要说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抗议。”邓小平回击说。
“你们抗议什么？”苏斯洛夫心虚地问。
“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会议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邓小平严肃、明确地表达了中共代表团的观点。
不谈了！面对苏共一副“老子党”的姿态，邓小平毫不妥协地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
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告别宴会上，邓小平举杯对前来赴宴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
“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
“好！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赫鲁晓夫欣然作答道。
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会谈的第二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中下台了！他从苏联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再也没到中国来。
1963年7月22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亲到机场迎接邓小平一行的归来！
机场上花团锦簇，红旗飘扬，数千名首都各界群众聚集在机场周围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抵京。
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邓小平亲切握手、问候，显得十分高兴。建国后，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有两次，这是其中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与满意。
对邓小平来说，这真是一次罕见的殊荣啊！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53节 山雨欲来
邓小平在中苏谈判中取得成功凯旋归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氛围开始升温，党主席毛泽东与总书记邓小平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延伸，时局让人忧心忡忡。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
自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念又从“包产到户”延伸到意识形态等领域中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指责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不切实际、耸人听闻的言论，让党内外为之一惊，很难接受。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毛泽东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他一直充分信任的战友们（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陷入了“阶级斗争”绝对化、简单化的泥坑而难以自拔，且愈演愈烈。
从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到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而且，毛泽东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向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还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显然，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具体所指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王稼祥、李富春、李维汉等。这些领导人都是在不同场合被点名或暗指的，是“十几个人”中的头面人物。其中，“书记处书记”当然指的是邓小平，这是谁都知道的。
让我们从头说起。
毛泽东最早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在1956年12月修改中央政治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不过，当时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是完全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的，与国内没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最早或者说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在1962年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当邓子恢检讨“包产到户”主张时，他对罗瑞卿发言的插话中讲的。他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在讲阶级、形势、矛盾时，曾说道：“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这里，毛泽东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歧，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做“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动辄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错误地认为，你持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就是“修正主义”。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使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党内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63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刘少奇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时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同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看法，随后同大家一起进餐，毛泽东在举杯祝酒时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同月，毛泽东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份材料中批示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即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都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