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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后，即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整风周报》上发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明确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明的领袖毛泽东”——这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理念，这就是1943年我党整风时期邓小平的判断！
这样早的理念，这样科学的判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的整风运动。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于是，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撰写的这一重要文献的由来。
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就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整风的正确态度，进行了全面、扼要的阐述。
邓小平在谈到整风的重要性、必要性的时候，回顾了我们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他说：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统治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
紧接着，邓小平指出：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方面的经验。
随后，邓小平又谈到另一方面的经验。
他说：
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同上）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同上），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这段重要讲话的精彩之处和神来之笔，是邓小平明确地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明确地称颂了毛泽东同志为“英明的领袖”。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一席话，是发自内心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是有亲身体验的，是有实践基础的。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6节 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
邓小平在太行山、一二九师工作期间的出色业绩和才华，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信赖。
从1940年到1943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要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不但扭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危困局面，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而且还在物质上支援了周边的根据地，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彰。
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分局所属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以及所属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邓小平的这个报告，全面地回顾了五年来同敌人在华北尖锐斗争的发展历程，系统地总结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重要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的规律、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这是一篇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的历史文献。
尤为闪光的是，报告中凸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坚持“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和“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在报告中论述了武装、政权、群众和党四种力量的辩证关系，精辟地指出：
“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以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
“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的例子，证明了这点。”
“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
“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以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是很切合实际，很准确、很到位的，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斗争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意义。
经过五年抗日硝烟的洗礼，这时的邓小平已近不惑之年，无论在军事、政治、政权、经济、群众工作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和思想理论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是年10月6日，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邓小平的信任与愿望！
此时，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原代理书记彭德怀、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已赴延安参加学习和筹备“七大”去了。邓小平独当一面，开始负责主持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地区全面的军政工作。
邓小平完全有能力担此重任！
是年12月6日，中央北方局在代理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委员会，讨论和确定了1944年的工作。会议指出：1944年全华北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抗战胜利！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华北大地上的八路军和晋冀鲁豫边区发动了迅猛的春、夏两季攻势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2300余个，攻克敌人据点2800余个，收复县城28座，歼敌37800余人，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山区与平原更加畅通，抗战形势一派大好！
邓小平以自己的才干和业绩，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好评。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因在太行山前方主持工作，没有参加“七大”盛会，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七大”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即6月10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
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这封电文，凝聚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厚爱与深情！
6月29日，邓小平离开太行山，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
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新的重要起点！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27节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邓小平发出命令
邓小平曾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在决定中国革命最后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他过人的胆识启用了三员四川虎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构建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核心领导班子（三常委），偕同粟裕、谭震林一道，指挥中野、华野千军万马，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精锐主力，随即挥师渡江，直捣南京蒋家王朝。“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邓小平发出命令：
“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已笼罩着一片阴云，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玩弄内战与“和谈”反革命两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重庆同蒋介石和平谈判，局势非常微妙。根据毛泽东的“锦囊妙计”，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八年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提醒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毛泽东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国共两党的摩擦和争夺，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盘踞在晋西南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
1945年8月16日，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由史泽波（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率领，集合重兵38000余人从临汾、浮山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腹地——上党，企图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将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恢复其在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