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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境外效忠归顺的道路，使凶暴的敌人大肆称心快意，自古迄今，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惨事，虽然时间已过去一纪（十二年为一纪），但影响可达千年，我建议追溯奖励已死的忠魂，对各人予以褒扬赠官。」
唐帝（十八任武宗）李沖，下诏追赠悉怛谋当右卫（卫军第二军）将军（从正三品）。
朱桂曰：「李德裕果然是文学高手，以写作而论，这份维州事件的奏章，真是一篇动人心弦的文学创作，无怪乎世人受它的迷惑。李德裕这份奏章，主要目的在陷害牛僧孺，正巧因刘瀍兵变，才抛弃利用维州，而採取另一种更恶毒的手段。
「维州（四川省理县）在成都西北，岷江西岸，杂谷河（注入岷江）北方，邛崃山高踞西境，岷山高踞北境，九顶山隔岷江高踞东境，三面都是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崇山峻岭，仅东南沿杂谷河一线，曲折而到成都（维州至成都航空距离一百三十公里）。由成都前往吐蕃王国，有两条道路可走：一由成都西南行，经新津（四川省新津县）、邛州（四川省邛峰县）、雅州（四川省雅安市），横越大渡河，进入吐蕃国土；一由成都沿岷江东岸北行，经过茂州（四川省茂县）、松州（四川省松潘县），横越岷山，再进入吐蕃国土。两条路都不经过维州，只因维州西方的邛峰大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稍北的大雪山，更是『终年积雪如玉』，插翅难飞。即令上述两条道路，也不适合大军行动：由松州（四川省松潘县）出境，必须翻过岷山、西倾山、积石山、巴颜喀喇等巨山；由雅州（四川省雅安市）出境，则须翻过邛峰山、折多山、大雪山、宁静山等巨山。而诸山之间，都紧夹着从北向南奔腾倾泻的急流，那种艰难险阻，绝不是坐在舒适的政府大厦里的官员，所能想像。维州对外交通，除了东方可到汶川（四川省汶川县）外，只有沿杂谷河西北，穿过邛峰山区，抵达小金川（流经四川省小金县注入大金川），然而这也是採药人所走的羊肠鸟道，大军无法通行。吐蕃每次攻击维州，都由松州（四川省松潘县）南下。七六三年，也是先攻陷松州（四川省松潘县），再攻陷维州（四川省理县）和天保军（理县西北）。维州对成都的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强调它是『中国进兵西藏的要道』，则是诈欺。中国军队既不能横越万重高山向西出击，而松州（四川省松潘县）当时仍在吐蕃之手，又怎么能通过它北伐？李德裕说：『河西陇右全都陷落，只维州仍存。』事实上，维州於七六三年跟松州（四川省松潘县）同时沦陷，并没有『仍存』（参考七六三年十二月），而在此之前，吐蕃已经攻陷京师（首都长安。参考七六三年十月），用不着先得到维州，才能东进。当时，中央可曾用维州牵制吐蕃？河西陇右的丧失，不由於先失维州，而九世纪五○年代之收复河西陇右，也不因先收复维州。试考察二十世纪三○年代以前，可曾有谁率军由维州（四川省理县）进入吐蕃？
「李德裕奏章中最有趣的是：吐蕃嫁女给维州（四川省理县）守门官吏，诚是传奇中的传奇，神话中的神话。维州跟松州（四川省松潘县）、保州（理县西北）於七六三年十二月同时沦陷，都由於军备废弛，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高适坐视不救，难道其他二州是被攻破，只维州独有内应？自七六三年上溯二十年，应是七四三年，当时皇甫维明、王忠嗣、哥舒翰，正在青海湖大破吐蕃军，彼时吐蕃怎能预知日后中国有安史之乱，竟能全部佔领河西陇右？因而暗中把女儿嫁给万山之外的维州守门官吏？又怎能预知她必定生下儿子？即令生下儿子，又怎敢肯定他们一定顺从娘亲通敌？而不顺从老爹尽忠？事实上吐蕃对维州并不重视，李德裕强调：『悉怛谋不久就率一城军民，连同州政府印信以及铠甲武器，塞满道路，空城向我归降。』空城是何等壮观，而这空城壮观不过三百人而已，当时吐蕃驻防松州（四川省松潘县）的国防军却有二千八百人，维州是不是十分重要，本身已作说明。
「无论『牛党』『李党』，都坚持诚信，问题是：李德裕所守的是政府官员对归降人士所作的承诺，一旦拒绝受降，是迫使他个人失信於悉怛谋。而牛僧孺所守的，则是皇帝命宰相跟吐蕃使节论讷罗，所签的正式国际条约，中国并派刘元鼎当特使（参考八二一年九月），代表中国，前往吐蕃再度立誓，祭告天地，歃血结盟，并且把盟约刻在石碑上，公告天下，共同遵守。这两种诚信，哪个轻哪个重？如果必须背弃其中之一时，哪一个应该背弃？当王宰自作主张，收受刘稹降表时，李德裕上疏斥责：『只可使王宰失信，不可伤害中央尊严！』（参考八四四年正月。）为什么李德裕不可失信而王宰可失信，为什么李德裕当宰相，中央就必须维持尊严，牛僧孺当宰相，中央要维持尊严时，就变成妒贤害功？李德裕对杀降之事，表现得痛心疾首，所以指出：『从前，白起杀降，终招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祸；陈汤被贬谪，是替郅支单于报仇。』李德裕奏章写於八四三年，而第二年（八四四），中央讨伐刘稹，诏书明确公告：『昭义战区将领中，如果能舍弃叛徒，归顺中央，率军投降，中央一定厚厚赏赐，如能生擒刘稹，当另行加授给他采邑、酬劳功勳。』可是等到郭谊等杀了刘稹投降，李德裕却把郭谊以下降将全部处斩，又命降将李丕等，写出刘稹同党，甚至连新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卢钧，都认为杀得太滥。此时，李德裕又怎么没有白起，陈汤的前车之鑑！
「李德裕强调维州一旦归降中国，吐蕃立即破胆。吐蕃王国版图，平方万里，武装部队数十万，当中国国力最强之时，皇甫维明攻破洪济城（参考七四三年四月），王忠嗣在青海湖传出大捷，哥舒翰强夺石堡城（参考七四七年十月），为什么吐蕃没有破胆，而维州三百人投降，却恐惧得非破胆不可！牛僧孺警告说：『吐蕃在蔚茹川（宁夏省固原县北）集结战马，东出平凉阪（甘肃省平凉市东南四十里铺），一万人骑兵攻击回中（甘肃省泾川县境），理直气壮，不过三日，就到咸阳桥。』当时吐蕃重兵驻紮原州（宁夏省固原县），由平凉阪（平凉市东南四十里铺）不到一天，就可抵达泾州（甘肃省泾川县。原州与泾州航空距离六十公里），由泾州（甘肃省泾川县）东南下，经过邠州（陕西省彬县）、乾州（奉天【陕西省乾县】），抵达咸阳（陕西省咸阳市），骑兵恰是三天行程，而驿马车则只需一日（泾州与咸阳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牛僧孺丝毫没有危言耸听。当国力不振之时，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不可不特别慎重。
「李德裕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司令官（节度使）的身份，站在他的岗位上，当然希望接受悉怛谋的归降，当时一般知识份子及后世爱国读者，基於民族感情，也赞成接受。但牛僧孺不同，他位居中央领导人岗位，一身系国家的安危，不能不统筹全局。如果万山之外得到一个维州，却招致敌骑近逼京师（首都长安）；为维护三百名降人的性命，而使百万中国人丧生，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哪一个利，哪一个害？怎么可以毫不计算。倘若牛僧孺闭口不言，则真成了乡愿。为国家献身的人不顾自己，图谋大事的人不贪小利，牛僧孺对於他的职责，完全没有遗憾。姑且举一个近代史上的例证作为说明：甲午中法之战，李鸿章评估当时形势，深知国力不足，竭力主张忍耐让步，可是诸如张佩纶之类的清流，叫嚣呼喊，讥讽攻击，一口咬定李鸿章懦弱卖国。结果，战端一开，在马尾抱头鼠窜，只剩下一只靴子的，正是张佩纶。讨论国事，必须为大局着想，本位主义只会坏事。国力没有充实之前，不可轻率的挑起战争，李德裕打算『派生羌部落三千人，焚烧十三桥，直捣吐蕃心脏（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真不知他怎么翻越过横断山脉？真正是癡人说梦。当时宦官专政於内，军阀割据於外，怎么可以轻率的横挑强敌。牛僧孺如果为自身利害，批准李德裕的奏章，后果难道还能想像！」
最高正义一定符合最大利益，最大利益也一定符合最高正义。孟轲的「义」「利」之辨，不过一堆腐儒挤在一起咬文嚼字。董仲舒之后，二者更被激化，更被尖锐对立，以致朱熹批评维州（四川省理县）事件时，竟然说出这样精神恍惚的话：「牛僧孺论点正大而心中有私，李德裕论点诡异而心中公正。」就心论事，而不就事论事，真理遂被埋没。司马光把一件国际事务的「利」「害」判断，引入抽象化的「义」「利」之争，就不得不信口开河，远离主题。王夫之充满种族歧视，仇恨践蹋爱心，不时显露杀机。他支持李德裕的西进论，但是他对维州地势，却全不了解，所强调的「韦皋一次战胜，而陇右的灾患平息……」颇像舞台上的「数来宝」，比「游辞」还差。
维州（四川省理县）之必须放弃，只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回应吐蕃万一发动攻击时的变局，所以我同意朱桂的见解。只除了一点：他认为「送还俘虏，或杀或赦，权在吐蕃。」我不认为如此，三百人性命的重要，超过一个城池，中国可交还城池，不可交还降民；即令可交还降民，但必须得到吐蕃的确实承诺：不加杀戮。否则，就应拒绝遣返。我们不能保证吐蕃不翻脸，但在一个土地比人命值钱的时代，吐蕃又得到收复失地的颜面，有接受这项条件的可能性。如果是牛僧孺坚持非连人也遣回不可，那才是他应受严厉谴责之处。生命尊严，不可以随便摧残。
吴湘冤死始末
八四七年，前永宁（河南省洛宁县北）县政府防卫员（尉）吴汝纳，向中央提非常上诉，陈述他的老弟吴湘所犯的并不是死罪，说：「李绅跟李德裕互相勾结，欺骗武宗（十八任帝李炎【李瀍】），冤杀我的老弟，请求召回江州（江西省九江市）户籍官（司户）崔元藻（当年任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负责调查此案（参考八四五年正月），等候对质。」
唐帝（十九任宣宗）李忱，命总监察署（御史台）对吴湘事件，重审奏报。总监察署（御史台），奏报说：「据崔元藻列出的吴湘受冤情形，跟吴汝纳诉状相同。」李忱下诏，把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东都（洛阳市）办公的李德裕，再贬为潮州（广东省潮州市）军务秘书长（司马）。
吴湘之死，看起来像是党派斗争下的产物，实际上不过是李德裕个人为了泄愤、制造出来的一场冤狱。吴湘受贿部份，依照唐律 杂律第一条：「因受赃定罪，一尺笞二十，八匹加一等，十匹徒刑一年，十匹加一等，最高徒刑三年。」职制第五十条：「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共犯，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明显看出，吴湘罪不至死。强娶民女部份，依户婚第三十七条：「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也罪不至死。何况岳父大人颜悦先生，曾当过官，岳母也是世家出身，依当时解释，都不是平民，所以此部份根本无罪。
李德裕之所以一定要把吴湘置於死地，主要原因是吴湘的叔父吴武陵种下的祸根。史书记载：吴武陵性情暴躁，行为轻佻，跟若干达官贵人，都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尚是「举人」（被保荐到京师参加「进士科」考试的知识份子）的吴武陵，晋谒已当了州长的李吉甫，希望得到一点物资帮助，李吉甫态度倨傲，吴武陵大怒，遂把李吉甫的老爹当年落魄时，晋谒宋甄，宋甄架子奇大，李老爹吟诗求情，宋甄才送了点薄礼，打发李老爹一事，写在一篇文章里，再度投递。李吉甫大为惶恐，唯恐这项糗事传播出去。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召见吴武陵，送了一份厚厚的餽赠。后来，李吉甫当宰相，崔 主持全国最高考试，已内定录取二十七人，李吉甫问：「吴武陵考得怎么样？」主管官员揣摩心意，认为宰相关心旧日老友，兴高采烈的回答说：「吴武陵已经及第。」正在这时候，钦差宦官驾到，传达皇帝命令，互相揖让就座，崔 拿出草榜，填上吴武陵名字，呈请宰相过目。李吉甫说：「吴武陵是一个粗汉，怎么能允许他上榜？」但已无法更改。
吴武陵向李吉甫「打秋风」不能如愿，竟利用李吉甫的隐私勒索，格调不高，而李吉甫却企图断绝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