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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苏东坡的词句：「字入愁肠，化作忠贞泪！」一夜之间，一个肤浅紊乱，经不起一句轻微质疑的愚蠢「思想」，定於一尊，当事人好不过瘾。
杨广文选同时也给我们一项教训：观察一个人，无论他是帝王或是领袖，无论他是知识份子或一字不识的流浪汉，绝不可以只看他说了些什么，而应追查他做了些什么！如果仅就他说的话，就信以为真，那可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能犯的错误中，最大的错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个高水准的鑑赏家，否则有人怎么说，大家就怎么信，杨广就会再度骑到我们头上，灾难可是自己找的，怪不了谁？我们必须记得，当初希特勒上台，可全靠他的大着我的奋斗！
李纲忠义
六三一年，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新昌公爵李纲逝世（年八十五岁）。
最初，北周帝国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夫死而又没有儿子，李纲一直对她餽赠安慰，情义深厚。李纲逝世，宇文宪的女儿把李纲当作父亲安葬。
李纲曾当过宇文宪的军事参议官（参考五七八年六月），宇文宪身陷冤狱，被杀丧生，不久北周帝国覆亡。而李纲对老长官的遗孤，爱心如炉，看惯了变色虫的忠贞嘴脸，我们对李纲的忠义，倍生尊敬。
小报告的威力
河内（河南省沁阳市）人李好德，精神失常，满口胡说八道，被认定妖言惑众。唐帝（二任太宗）李世民下令调查审判，最高法院主任秘书（大理丞）张蕴古奏称：「李好德精神失常，早有医生证明，依照法律，不应定罪。」副总监察官（治事侍御史）权万纪提出弹劾，说：「张蕴古家在相州（河南省安阳市），李好德的老哥李厚德当相州州长，张蕴古为了奉承州长，存心庇护，办案不公。」李世民大怒，下令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街市上斩张蕴古。然而，不久李世民就后悔，下诏说：「自今以后，我定人死罪时，即使下令立即斩决，主管单位也应覆奏三次，才可执行（隋王朝时已有此诏，参考五九六年八月）。」
权万纪跟监察官（侍御史）李仁发，都因不断揭发别人隐私，受李世民宠爱，政府高级官员因此每每受到责备。魏徵提醒李世民说：「权万纪等一群卑鄙小人物，不知道大体，认为揭发别人隐私，才是正直；陷害别人受苦，才是忠贞。陛下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并不可靠，只是看重他们那种无畏无避的精神，用以激励文武百官。可是权万纪等因宠而骄，却去实现他们的诡诈阴谋，所作的检举弹劾，都不是真的有罪。陛下纵然不能提拔善良人士，为世俗作榜样，也不必亲近奸佞，自毁形象。」李世民沉默不语，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很久之后，权万纪等的邪恶行为败露，全被定罪。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代，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帝王之一，但是仍挡不住权万纪之辈鲨鱼群，在政海中从容遨游，左吞右噬。原因在於领袖人物喜爱他们的小报告，认为天下人都有叛意，只有他们这一小撮人忠心耿耿。这一小撮人不断陷害无辜，使自己在文武官员中越发孤立，领袖人物最欣赏的就是他们这种孤立。鲨鱼群也正好利用帝王的这项盲点，把帝王拨弄得或坐或站，或跳或喊。李世民英明盖世，也无法逃出他们的手心。
魏徵指出，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不是领袖人物不知道他们满身罪恶，而是喜欢他们敢於下口吃人，尤其当自己拉不下仁慈假面具时，需要有人代他动手，而且藉着他们的小报告，去了解部属们的动向。有则美国小故事说：一个董事长向朋友抱怨他的秘书小姐一无是处，朋友劝他说：「你可以开除她！」董事长大惊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把她开除，职员们在下面干什么勾当，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自由社会，秘书小姐不过一条绊马索，顶多把人绊倒；在专制社会，权万纪之类却是森森钢牙，造成惨剧。
李世民责备张元济
李世民曾经跟侍从官员讨论司法的公正性，魏徵说：「隋王朝杨广在位时，曾经有过一桩强盗抢案，杨广命於士澄搜捕（於，姓），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嫌疑的，全都在苦刑拷打下，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结果强盗集团扩大到二千余人，杨广下令一律斩首。最高法院主任秘书（大理丞）张元济对竟然有这么多强盗，感到奇怪，试探着作深入调查，发现其中只有五个人确实当过强盗，其他的全是无辜平民。可是，他竟不敢据实奏报，最后仍是全部处决（此案通鑑无记载。於士澄，参考六二一年五月）。」李世民说：「这岂止是杨广昏暴，事实上当臣属的也并没有尽忠。君王臣属都是如此，怎么能够不亡！各位要引以为戒。」
李世民责备张元济没有尽忠，他忘了仅只四个月之前，张蕴古就是为了尽忠，在发现冤狱后，上奏申诉，被李世民诛杀。责备别人容易，自己做难。
高昌模式
焉耆王国（新疆省焉耆县）国王龙突骑支，派使节前来中国进贡。
最初，焉耆王国跟中国来往，一向都穿过沙漠；隋王朝时，沙漠交通阻塞关闭，改走高昌王国（新疆省吐鲁市东）。现在龙突骑支请求解除沙漠封锁，使来往更为便利，李世民批准。因此，高昌王国愤恨，派军袭击焉耆王国，大肆劫掠而去。
焉耆王国宁愿经过危机四伏的沙漠，而不愿经过繁荣舒适的高昌王国，可推测焉耆使节经过高昌时，所受的是什么待遇，一定比沙漠更要可怕。可能包括：应付不完的勒索抢劫，甚至身陷牢狱，备受酷刑。
高昌的激烈反应──派军大肆劫掠，证明我们的推测无误，如果焉耆使节团可以带来财富，成为高昌王国争取对象的话，高昌为什么不用诚恳亲切的服务争取？在把客人吓走了之后，为什么不检讨自己的缺失？却用凶暴手段追求必须用温和手段才可以建立的感情，结果一定落空，而且带来恰恰相反的后遗症，更加憎恨。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我们仍看到无数高昌模式的英雄好汉，向别人诟骂出拳，去争取自己所渴望的友谊。
十个「要想到」
特进（文散官二级 正二品）魏徵呈递「十思疏」，说：
「政治领袖建立大业，有好开始的多，而能一直维持到底的少；难道是夺取政权容易，保护政权困难？只因开始时心怀忧患，一定竭诚对待部下；等到大功告成，生活安乐，自然骄傲放纵，态度轻佻怠慢。竭尽诚心对待部下，胡人（北方蛮族）越人（南方蛮族）都可以同心合力；态度傲慢，则六亲都会叛离，即令使出权威和震怒，加以镇压裹胁，大家也不过表面顺从，心却不服。
「政治领袖在兴起贪念时，要想到知足；在兴建高楼大厦时，要想到停止；为了预防自己身处高位、自我膨胀时，要想到谦卑；每逢自己洋洋得意时，要想到自我克制；喜爱安逸享受时，要想到节约用钱；在快乐时，要想到后患；避免受人蒙蔽时，要想到接受别人的劝告建议；厌恶奸邪陷害忠良时，要想到增进自己的品德；实施奖赏时，要想到会因喜爱而重赏；实施惩罚时，要想到会因气忿而重罚。
「综合上述的十个『要想到』，再授权给有才干能力的人，则陛下即令不做什么事，天下也可以太平。又何必劳苦精神，去代理文武官员的职务。」
魏徵的「十思疏」，名震天下，是政治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受后世敬佩称讚。然而，仔细阅读，也不过一篇疲软的诤谏八股。没有突破性的建议，也没有震撼性的警告。只是泛泛的综合若干现象，用最不起眼的简单文字写出，盼望君王内省。
问题在於：如果君王在面对十个「要想到」问题，却拒绝去「想」，应该怎么办？想到了之后，发现都是别人的错，又该怎么办？传统知识份子没有一个人提出具体方法，解开这个结！遂使中国政治，一直在原地盘旋，不能提昇。
李世民评「语录」「文集」
皇家图书院（秘书省）助理编撰官（着作佐郎）邓世隆，上疏请求李世民把所写的文章整理出版选集。李世民说：「我的言论、文章，对人民有益的，史书上会记载下来，足可以不朽。如果对人民无益，仅出选集，有什么意思？萧衍（南梁帝国一任帝）父子、陈叔宝（陈帝国五任帝）、杨广（隋王朝二任帝），都有选集流行於世，并不能拯救他们的国家於不亡。当一个政治领袖，应只担心对人民没有恩德，不必担心言论文章不受敬重！」不准。
李世民七世纪时的真知灼见，直到二十世纪，仍有些政治头目，硬是无法想通，一个个不但要成为当代人物，还要成为光芒万丈的历史人物，企图集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物理学家、革命理论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家於一身，自信靠他那点「窝里捧」资本，就能一枝独秀，永垂不朽。结果是，身死势衰，当年发行量几乎可以淹没地球的「语录」「训词」之类，立即消失，不是被扔到拉圾桶里，就是整车整车的运到造纸厂换纸。
我们希望这种闹剧，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不要再演，希望每一位政治领袖，都有李世民的智慧，不再浪费世上的森林资源。
张玄素与孙伏伽
李世民听说太子宫事务署长（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太子宫）不断的规劝太子李承乾，擢升张玄素当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五级 从三品），兼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
张玄素少年时曾当国务院司法部法务司管理员（刑部令史 官阶低微，在文官最低阶「从九品下」之下，俗称「不入流」或「流外」），有一天，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问张玄素说：「你在隋王朝当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县政府防卫员（县尉 从九品）。」李世民又问：「县政府防卫员（县尉）之前，当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流外。」李世民又问：「在那个单位？」张玄素至为羞惭，沮丧恍惚，出阁时几乎迈不动 步，面色如同死灰。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君王能体恤他的部属，部属才能竭尽忠心。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陛下敬重他的才能，擢升到三品高位，辅佐皇储（太子李承乾），怎么可以对着文武百官，穷追他的门第！抛弃从前的恩德，使他霎时间羞愧得无地自容，痛苦椎心，怎么能要求他为节义而死！」李世民说：「我也后悔问这些话。」
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孙伏伽跟张玄素在隋王朝时，都当管理员（令史），孙伏伽却不在意出身低微，往往在大庭广众中，述说他的往事，毫不避讳。
「尘沙一入成灰烬，断金千锤色益红。」只有英雄豪傑，才能保持本色，只有胸襟开阔，才能保持一贯；只有仁慈宽厚，才能保持童心；只有自我肯定，才能不在乎贫贱，尤其是过去的贫贱。
李世民建屋论
一天，李世民指着宫殿房舍对侍从官员说：「治理帝国就好像兴建这个房屋，既然落成，就不要经常更改搬动。即令换一根椽柱，改一片屋瓦，脚踩到上面，都会造成损害。如果希望建立特别功勳，改变法令制度，不能常守美德，骚扰人民的事一定很多。」
历代的国家领袖，包括英明的李世民，和邪恶的朱元璋，在儒家学派保守心态的浸蚀下，都认为自己已尽善尽美，唯恐怕子孙改革。於是，用教条、用刑法、用哀求、用恐吓等，各式各样手段，阻止别人变更他们创立的美法良制。文化潮流在政治铁闸下，遂逐渐沉淀为一潭死水，几十几百年下来，当全民必须奋起改革时，已经因缺氧过久而四肢无力。
这正是二十世纪时，中国人必须付出比西方国家更加倍的努力，而仍难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原因，使人扼腕。
韩国英雄杨万春
六四五年，唐帝（二任太宗）李世民，亲率远征军攻击高句丽王国（首都平壤 朝鲜半岛平壤市），包围安市（辽宁省海城市），李世民听到城里有鸡和猪的叫声，对李世勣（徐世勣）说：「围城已久，城里的烟火渐少，而今鸡猪的叫声震耳，定是犒劳战士，准备夜晚出击，应该严密戒备。」当天夜晚，高句丽守军数百人，从城上缒下，李世民接到报告，亲自抵达城下，集结部队急行反击，杀数十人，残余的高句丽军退回城中。
江夏王李道宗督促士卒在安市（辽宁省海城市）东南角，兴筑土山，进逼城池，安市（辽宁省海城市）守军也增加城墙高度拒抗。远征军士卒轮流出阵，每天有六、七次会战，冲锋战车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