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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那天，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舵主。为 当上这个比鸟大得多得多的官，趁早一统江湖，袁世凯胁迫国会在没有制宪的情况 下先进行总统选举。10月6日一大早，各路议员纷纷来到选举大厅，准备投上他们 的神圣一票。根据此前拼凑的《总统选举法》：候选人必须获得四分之三的绝对多 数票才能当选。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471票，差了99票，于是又进行第二轮投票， 结果袁世凯得497票，离当选仍差63票。时已过午，议员们要求回家吃饭，然而由 数千便衣军警与地痞组成的“公民团”早已将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公民团”守住 了前后门，齐声高喊口号：“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去！”就这 样，议员第三轮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使袁世凯以507票当选。这时已接 近晚上10点，央视的新闻联播与紧随其后帝王剧都演完了。议员们一个个饥肠辘辘
（比不了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里还可以互相抛掷盒饭），终于夺路而逃。翻翻萧杀 的中国历史书，这算是最浪漫的一幕政治了。说它浪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军警 们虽然带了枪，但是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甚至免了流汗冲突；其二是只要认真交完 作业，袁某人并不亏待，议员们可以自由活动，直接回家吃饭或半路去麦当劳不会 有人干涉，不必担心像宋教仁一样被杀，也少了立委间汤汤水水的冲突。
袁世凯当选后，津、沪等地报纸对选举过程表示不满，国务院即通电各省：“此 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事实上，根据民国初年的
《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 制订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在10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 订宪法，藉此产生正式总统和政府。然而袁世凯心里一个猴急，嘴里一个借口，便 扬着皮鞭吃了顿总统自助餐，夺了《临时约法》的贞操。堂堂议员，谈何颜面？不 过集体做了一回国家级的皮条客。之后没多久，袁世凯觉着当总统仍不过是个鸟官 ， 当得不过瘾，便想当皇上。在中国当皇上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可以当首席 执政官，还可以当首席性交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威风凛凛。试想，当你穿
行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个世界最大的红灯区，警察们为你前恭后倨，因为你明月万 里，是世间至高无上的君王；橱窗女郎向你沉腰撩舌、风情千种，因为你是这座城 里惟一吊着阳货，风流倜傥的男人，你这天下惟一而第一的绝代嫖客，是何等荣华 富贵！因为你是中国的君王，你的欧洲同行只能自叹命贱，他们也曾沉湎于寻欢作 乐，不过大部分时间和心思都浪费在求爱和向大臣借钱上，所以一辈子玩不了几打 女人。至于唐璜和卡萨诺瓦，云雨一生风流无数，因其寄身寻常巷陌，终不过是两 个醉春楼行走，怎比得了中国皇上的随意与高贵？
为了当好皇帝，袁世凯不断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1914年1月，袁下令停止议 员职务，解散了国会。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一 致投票赞成帝制。就这样袁把碍手碍脚的宪政设计踢到了一边。
宪政要义，无非限制政权、保障民权；坚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国家）之腹， 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反对有权有势者把宪法当作阿姆斯特丹橱窗玻璃后的床单， 本王爷到此一游，签名留念……事实上，实施宪政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说白 了就是几个人打一桌麻将，守个规矩。如果有人偷牌，还举着菜刀不许其他人提个 意见，那还玩个屁啊！这样的麻将，精于算计的中国人断然是不会打的。然而，同 样一桌不公平的政治麻将，在中国已堂而皇之地玩了一百年。胡适说历史是位姑娘 ， 人们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有时漂亮有时也丑。相较之下，被认为有普世价值的 宪政，永远沉鱼落雁、闭花羞花，让政治的寻芳客们抬望眼，性欲勃勃。法国六八 学潮时流行一句口号，“越革命，越想做爱”（Plus je fais la révolution plus j’ ai envie de faire l’amour）。现在反战的经典口号也是“要做爱不要战争”
（Faites l’amour， pas la guerre）。回首近百年宪政之路，同样有个要求做爱 的 时 髦 ，“越宪政，越想和宪政上床”。（台湾人搞宪政今年也玩得新奇，竟然剖腹 产下个一米六七的大总统，自然是有人先前上了宪政的床。）
逆来顺受是人伦，弱肉强食是天理。林语堂先生曾经深剖吾国吾民，“忍辱含 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二十岁多热心国事，三十岁渐渐不谈政治，从此 八面玲珑，“国事管他娘”。 林语堂感慨新闻记者的避世：没有自己看法的记者就 是成功的记者；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这几年便是一个有公众精神的人“学乖”的过 程。几年前，我曾在国内某家报社开专栏写评论，上级接到上上级的口谕：“评论 可以继续写，但不能有观点”。且不探讨没有观点的评论如何写得出，上上级能持 如此谦逊之主张也是乖得可以。
其实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东汉末年，曾有太学生三万人议政， 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如林 语堂所写，“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 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中国人 之所以消极避世，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而“消 极避世是个人自由的最好宪法保证”。在笔者看来，任何摧折贤良、人才凋零的时 代，这种实现“活命价值”的自我“宪法保证”都不愧为“一个百姓的宪政”。在 中国，与之相对应的1909年清廷以降的宪法政治，亦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一 位领袖的宪政”（所谓多数专政，无非两千年来少数专政之流变）。由于缺乏心胸与 眼光，目光所及，远不过屁股。其所谓的“军政、训政、宪政”与其说是层次递进 ，
弗如说是语义重复。袁世凯终于复辟帝制，虽然附庸宪政的风雅，注册了个“洪宪” 的 ID，不过是个“隔壁王二不曾偷”。一个领袖的宪政与一个百姓的宪政，苟且相 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国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近分崩离析的局面。
消极避世、隐忍苟安是中国人的祖传宪法，在文明宪政没有实行之前，“一个 人的宪政”必然大行其道。上至议员下至百姓，怕在投票时被饿着的或怕像李尚平 那样半路被射杀的，都会热衷于实践“一个人的宪政”，无原则的隐忍退让是其首 要特征。这种隐忍到自杀式的个体户宪政方式就像醉鬼刘伶，有一天没一天，平素 里举着二锅头出门，再叫上个在关天茶舍顶帖的，带把铁锹跟着，“死便埋我”。一 个人的宪政，大而言之人亡政息，小而言之死了就埋。论及文化特征，就是一代代 既不事忏悔过失，也不知继承文明。凡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居庙堂之高，望不 到将来；处江湖之远，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诸如今日因为拆迁上访而自…焚、因 为讨不着工钱而集体吃安眠药的底层民众，更是将中国的隐忍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他们来说，性命与反抗已经无关紧要，憎恨同样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 难言之苦，一死了之。我们这个号称需要两百年（1840…2040）才能完成转型的国 家无处不充满悲情。这个两百年的预期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宽容了孟轲在偷鸡寓言中 所隐喻的政治尴尬与荒诞现实。对于上述的自杀事件，我的一位法国朋友百思不得 其 解 ，“你们中国人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难道这个大谋就是去死吗？”
我们时常责怪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懦弱，然而懦弱又有什么过错呢？无论是在 极权还是暴民政治时期，与其说它是人们的处世抉择，弗如说是一项权利。它为生 活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当一个国家的大宪法失灵时，老百姓心里 的小宪法就会立即生效，它们不会构成中国宪政共同体，却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一 盘散沙，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当国家宪法失之空洞、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护 卫，当人们不能藉着宪法上的白纸黑字保卫自己，便只好各顾各，充当犬儒或猪仙 ， 热衷于自己“一个人的宪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有等到自己的这部小宪 法几乎运转不了时才会拿着扁担寻找其他的出路，马铃薯从此铺天盖地，结队成精 。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寻找到的出路常常与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毫无关系。国家悲剧就 像无穷无尽的俄罗斯套娃，揭开一个，里面还藏着一个。然而，最大的悲剧并不在 于这些奇形怪状、已经存在的套娃，而在于有一种营养让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生长。 一个悲剧套着另一个悲剧，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2004年10月，米哈博桥畔
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2005年9月28日是孔子2556岁诞辰日，世界各地举行祭孔仪式，中央电视台也 首次直播“2005全球联合祭孔”。在日渐多元化的中国，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一场古 装戏。然而，近几年来，有些人却很认真，甚至打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主张 把儒教立为国教。对于这些主张，我虽然波澜不惊，毕竟不乐见，就像28日在网上 看到分祭点之一的长春文庙里上演“三拜九叩”的祭祀大典一样。对于我曾经抨击 的“数字化统治”，所谓“三拜九叩”、“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汉语数字真理，
我素来神经敏感。
九十年代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热闹非凡。及至去年 更是如火如荼，出了“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从文化生态上来 说，这一切本无可厚非。让我忧虑的是，那些锦衣玉食的才子佳人，何苦非要在中 国选出个“文化黄帝”来。
“天下苦秦久矣”，此苦自在专制主义。众所周知，自始皇帝以后，中国大一统 思想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成王败 寇”的宿命。秦始皇和若干年后活跃于柏林的希特勒一样，举着书本搞“篝火晚会”， 或将人种到庄稼地里去，无非是想形成一种新的独一无二的传统。
汉武帝之后，董仲舒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虽然从此得到尊重， 但也未必迎来了好光景。从此前被始皇帝视作魔鬼，到后来又被汉武帝当作天神， 归根到底，儒家文化所受的都是“非人的待遇”。当中原儒文化大行其道，在春秋 战国时代生龙活虎的吴楚文化开始气息奄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中国的传统。 五四运动时期，孔老二本以为可以从此投生凡胎，谁想到黑云电火之下，又被激进 的知识分子当成鬼魅推进了臭水沟。
显然，关于孔子及其学说的是是非非，直到今日，似乎仍未脱离思想大一统的 枷锁。即使几位曾经与我论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挟孔子以令诸候，又何尝不 是想有朝一日在学术上一统江湖。
我真正关心的是接下来的问题：我们能否建立一种不关乎神鬼，而是关乎芸芸 众生的“人的传统”？中国洋洋洒洒几千年历史，难道只有孔子这个千疮百孔的传 统？难道孔子生前死后的中国人都枉度了他们的一生，以致于中国传统白茫茫一片 真干净？
我想，即使是出于对祖祖辈辈人文创造的某种尊重，我们也不会给出一个虚无 的答案，而不需要经过任何逻辑推理。倘使他们淹没无闻，我想可能有两种结局， 一是在专制年代，他们被朝廷的文化官吏水漫金山，终于淹没在沼泽之中；二是漂 洋过海、远走他乡，在异地他国生根发芽，融入到他国的传统之中合成新的传统， 直至有朝一日“出口转内销”——就像烟花变枪炮，这远嫁的儿女到遥远的东方收 拾娘亲。
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我坚信有一个东西却是 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