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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那个集团的观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认苏联 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否认苏联已经开始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观点，正是
当时德日反动派和汪精卫汉奸们所需要的“理论”。文章还指出：“这样的‘理 论’的出现和传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战局相持不决。正是
德国宣传着要发动春季攻势，日寇也要卖力气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战局 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
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
“理论”。 实际上，陈独秀在中国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做日本或英美的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过去“二次革命论”的回潮。他过去曾严厉批判过 刘仁静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重新
集结、发展、壮大，组织政党，发动革命有好处的观点，可是现在，他却一 再宣传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
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①因此，他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须 等待一个时期”，到那时，即“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
治之下），才①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亚东１９３８年版。
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 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
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才 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①。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知何年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胜利 更是遥遥无期。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幻想。 陈独秀的这些政见与他批判的托派“失败主义”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者都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无论哪个集 团胜利，中国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为此郑超麟主张以革命
来干涉战争，不惜使抗战失败以引发革命；陈独秀则只希望“恢复以前半殖 民地的地位”，同样瓦解抗日阵营的意志。
陈独秀的思想如此悲观，却还要为别人指出前途。他在临终前１４天（１
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这样 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
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 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
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 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陈独秀的这①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个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确者，在现世界，无论争取民 族独立或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应采取闭关政策，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力量，应该争取国际援助。片面性之一，只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 仍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性之二，只强调“全世界被压
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看 到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
史时期内，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 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为我所用。陈独秀
这里表现的片面性，显然来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的影响。所以，他到 死也并未完全抛弃“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看不
起各国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些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有 取得胜利的前途，更看不到胜利了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而只能
像托洛茨基那样，寄希望于将来各国人民一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所以，郑超 麟认为，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郑说他们虽和陈
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 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①。王文元更进一步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
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 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①意因：《悼陈独秀同志》，载《国际
主义者》第３期。
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①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 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则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
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 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
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 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③陈独秀宣称要跳出一切“理论
及主义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见解的“终身反对派”。他的愿望很好。实 际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理论和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有些思想
有创新的意义。
贫病交加风骨健叶落归根回故里陈独秀的晚年生活贫病交加，十分凄 凉。
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生活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 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
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 怜的津贴；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的稿费；“北大同学会”经常
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大姐家在陈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①②③犀照：
《悼陈独秀》，载《斗争报》第６卷第１期。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７页。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载同上。 姐丈父子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又是一个珠宝商，经济
较宽裕；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 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对人家的赠
款并非都接受的：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①。第二，国民 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
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 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
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 们的救济。”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
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元， 汇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
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共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由于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一万
元钱到他去世前也未动用。④他临终时，还嘱其妻，不得死后将其卖钱（即 利用其声望乞求救济）。陈独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友人题写
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云：①②③④访问陈松年记录，（１９７９年８月
１６日，张永通、刘传学整理）。１９４０年千元，与陈松年说的两万元有 出入。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１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
贫贱不移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们都主动热情地来 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
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 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１９３９年５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
继托何之瑜（即何资深）照顾陈。罗、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 如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
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 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虽然这 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有些亲友因知其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
他时，故意请他写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数。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在又 一次收到友人杨鹏升的赠款时，他回信说：“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
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 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这种迫于
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 一贯自持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
充满①转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
８月３日。 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变，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着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 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
何以报之”等等。 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在１９４１
年１１月２２日致杨鹏升信中，他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６００元，“比上半 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就进
过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是 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
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 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
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令人见了肃然起敬，１９４１年冬天， 他在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透露了他
那十分清苦的生活：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①朱蕴山后来见此 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
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劝他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死后，朱写诗曰：掀 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①《欧阳竞无大师纪念刊》，１９４３年５月。“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 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在诗中自比贯休。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打算移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
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 以病体不胜此跋涉”而作罢。①陈独秀从１９１３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
败离开家乡后，一直未回。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 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
通缉的对象，还几次被捕入狱，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常年没有正 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
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由于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 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不断打击（自认“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
动，三十余年”，大部分政治生涯归于“失败”②）；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 者（自称“不怕孤立”，却包含着多么苦涩的自我折磨）；精神上，眼见敬爱
的亲人一个个“先我而死”受到的刺激，在心上刻上“无数伤痕”。这些因
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１９４２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①②参见《实 庵自传》、《敬告侨胞》，《告日本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