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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②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
障。”③“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 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
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 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
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④陈独秀这些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 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他后来自己很快背弃了这些观 点。
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 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
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 是何人何党所领导，①②③④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
战意见》，第３２—３３页。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５２期，１９
３７年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我的抗战意 见》第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①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 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
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 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②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之外，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 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 一八”、“一二八”时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
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 日战争。”③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
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 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
怀疑政府了”。为此，他说：“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 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④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和 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①②③
④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 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
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 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
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①。所有这些，与他“一 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话对比，是一百八十度的 大转弯。
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对于其他问题， 他仍然保持着界限。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
处长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胡 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
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 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
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 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
对他就是了。”②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 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
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①②《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 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
７９年第５期。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率笔和曰：“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
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①为了合作抗
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 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
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②在 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
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 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③自然，他希望国
民党采用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多党制④。为了“全民抗战”，他 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
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 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①②③④陈独秀：《国民党究竟决心
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政论》第１４期，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 题》。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５集。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止征工，拉夫等”①。 但是，这些要求对于国民党来说，完全是缘木求鱼。而且由于他对国民
党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又 看不起，发动全民抗战又强调“党政当局”去发动——“募集公债和训练壮
丁”②，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没有认识，也没有考虑到在 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压制破坏人民抗战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的“全民抗
战”，实际上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所谓“持久战”，也是一句 空话。随着国民党本性的暴露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陈独秀又很快由盲目乐
观变成“悲观”，变成失败主义者，“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 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③。对游击队的评价，也与开初
翻了一个过，说“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 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④。于是，
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的蓝图，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 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
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 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
加在仅能养①②③④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亚东版，１９３８年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陈独秀：《抗战中的种种问题》。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 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①等等。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要观点，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
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 有任何形式的联盟”②。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
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 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
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 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写的长
达１．２万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
‘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一定事件之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 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接着他大量引证马克思、
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说明“自马克思到托洛茨基，从来不曾有过笼统的
反对任何阶级联盟，也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和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联盟或共 同行动的说法”。
同时，他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归纳出来托氏反对的“四个阶级联盟” 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①②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
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
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一）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 替阶级斗争；（二）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
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
（三）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及政府。”①另一方面，为 了向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
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这
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 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
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 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
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 子，而受骗子的骗”。这篇文章，因为是左派的“生活书店”委托茅盾编的
一本同名书②的征文，所以用了比较隐晦的语言，影射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 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文中讲的“横断世界”是指阶级和阶级对
立，“整个世界”是指民族统一战线。①②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
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 另一篇是这年７月１日以其怪僻的笔名“？儿”，在托派内部发表的文
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①。文章一开头引申《中国的一日》一文的中心 思想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
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痴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 抗战态度后指出：“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
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 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看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
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 如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用“取甲制乙的策略”，“便是可耻的选
择主人的态度”。文章然后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所发 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国
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 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
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①《火花》第３卷第
３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即燕子（《诗·邶风·燕》毛传：
“燕燕，？也”。相传“陈”姓家族起源于殷商胡公，后被封为“陈”国（今 河南淮阳县），而商国王祖先是“契”，“契母简狄吞燕生契”，所以《诗经》
“商颂·玄鸟篇”上，有“夭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在陈独秀的家谱
《江州义门陈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