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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地区。陈独秀的这篇演说词在《广东 群报》发表以后，区声白极力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于１月２２日致书陈独秀。
２７日，陈独秀复书区声白。 如此往返一问一答有三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
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书信编入《新青年》九卷四号，总标题为《讨论无政 府主义》。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区声白宣扬“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 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
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 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
做出，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陈独秀反驳说： 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该怎么办？“我
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 说自由退出，？？
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总是资本制度支配人们的生活，“除非自杀”
是没有办法可以退出的。 陈独秀还从正面加以解释和批评。“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
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 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①《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又见《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
顽固派”。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第三封信里指出，你是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
的。“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 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
抵抗的革命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无政府主
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 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
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发表的《短言》，李达写的《社会主义的商榷》、
《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和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 和森在法国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是说
理比较通俗，批判比较深刻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
这次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同上次争论一样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 少的。同张东荪等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中国需要不需要和能不能创立共产
党，而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则更深入一层，是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是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是建
立一个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经过这次争论，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 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它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
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共产主 义社会。
这次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 义；而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例如北京共产党发起组里的黄凌霜等
六人只得退出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立之时， 就注意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广东共产党发起
组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均为北大学 生）在广州建党。谭等为了发展党，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１９
２０年１０月间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同年９月间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黄凌霜将两位俄国
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初到广州人地两生，“就被无政府主义 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
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梁冰弦、黄尊生（鹃声）、 刘石心等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①不久，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了俄国
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无政府主义者，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出版《劳动 者》周刊，宣传反对剥削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时双方之间的“关系 是较融洽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 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
“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 同意”无产阶级专政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２３页。
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
“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 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
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
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 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
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 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
⑥只好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停刊了。 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
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 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
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⑥
⑦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 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劳动者》第１４６、１４３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
０年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２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
０年版。
《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８１页。 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
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 分化。
“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 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
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 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
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 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
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
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 宣布”于世。
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 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
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
《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 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
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 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
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
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
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 剩余价值学说。
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
“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 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
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 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
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
“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的解决”。①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
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
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 ｉ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
“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①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
《本志宣言》，７卷１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主张，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
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 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
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
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 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 痕。
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 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
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 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
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
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 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
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 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
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 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
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
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 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
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 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
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