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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简夫：至和初，侬智高走入云南，蜀人相惊，以智高且至。知益州张方平乞用简夫知雅州。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简夫传》说雷氏“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根本没说张方平当时在成都任上。而雷简夫知雅州，不单是侬智高的传闻，更重要的还是防止那里此起彼伏的“蛮獠”即少数民族的起兵骚扰（《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舆地纪胜》移花接木，却颠倒了时间。即使与侬智高有关，侬智高被狄青所败逃到云南在皇祐五年（1053）正月，也是张方平知成都前两年的事情。
到底雷简夫何时到雅州的？宋代官员转官以三年为期，雷简夫于康定元年（1040）被召，授以秦州推官，后知坊州、简州，包括转官迁延，应是十年到十一年左右，那么他知雅州至迟也在皇祐四年（1052）。
《邵氏闻见后录》里完整地收有雷简夫当年向朝琦、张方平、欧阳修三人推荐苏洵的信。信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底。这几封信虽然写于张方平到成都任之后，但里面却透露出雷简夫与苏洵交往的岁月：
简夫……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
逃婚篇逼娶对象 邻郡太守之好女（二）
“年逾四十”，应指41到45岁之间，若是46岁以后，应称“年近五十”才对。庆历七年（1047）五月，苏洵之父苏序病逝，苏洵当时在外游学，秋天闻讣后，才归家为父守丧，后来一直杜门不出；皇祐元年（1049）服满，才开始写《洪范论》、《权书》、《审势》、《审敌》等文章，翌年（1050）将女儿八娘嫁与内侄程之才，此后开始外出寻找出路。他曾于皇祐三年（1051）以诗谒见张方平的前任田况，并没得到重用①。这时他才转向雅州拜见未中过进士（这是苏洵心中的痛）、却以布衣受到重用（这是苏洵之大愿）的雷简夫。雷简夫说他们相见时苏洵年逾四十，正好说明时间在皇祐四年（1052），这时苏洵44岁。
苏洵在诗中也曾清楚地交待过这方面的信息：
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
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
往求与识面，复见山郁蟠。
雅州有座山，名字也叫庐山。苏洵这首《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中的“人”，分明指雷太简，苏轼兄弟在编父亲诗文集时，故意将他的名字隐掉了，这又给人们留下一个悬疑。另需说明的是，“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是指苏洵庆历七年（1047）落第后，回家给父亲苏序守丧，十年没有出川、没有再赴京师应举求官，而不是十年没离开家门。从庆历七年到嘉祐元年（1056），首尾相连整整十年，此间苏洵就曾多次去过成都，先后拜见镇守一方的大帅田况、张方平，见张方平时还带上了苏轼。“忆山”之“忆”与“昨闻”之“昨”，都说明苏洵见雷简夫是往事。
平心而论，雷简夫是第一个真正赏识苏洵的人。而苏洵的《审势》、《审敌》等文章，确实撞到正在加紧备战的雷简夫心坎上。苏洵有个“颇好言兵”的美名①，殊不知他的“颇好言兵”是受“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的雷简夫的影响（见《宋史》本传）。雷简夫对苏洵极为赏识，多方举荐。那三封信，除了在韩琦那里没有生效以外，张方平和欧阳修都成了成就三苏声名的关键人物。对这一点，苏洵没齿难忘。后来雷简夫早年在长安贪财受贿的劣迹被刘敞查出，晚景十分惨淡，即便如此，苏洵还是写了《雷太简墓铭》：其中“呜呼太简，不显祖考……有功不多，孔铭孔悲！”之句，可谓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不了解他们这段交往，怎知其中深意？
弄清这段史实，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曾在雅州为官的邵博在搜罗到雷简夫荐举苏洵的热情洋溢的信后，要发出“东坡、颍滨但言忠献（韩琦）、文定（张方平）、文忠（欧阳修），而不言（雷）太简，何也？”之问。而陆游的“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以及对二苏“编集时有意（将与雷简夫相关的文章）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的困惑，件件事出有因。
纵观苏轼、苏辙二人诗文集，并非兄弟二人“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苏轼在一次谈书法技艺时，曾以不屑的口吻提过雷简夫一句①，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痕迹。
为什么大苏、小苏要将雷简夫屏于生活之外，甚至是记忆之外？
如前所述，苏洵与雷简夫相见相知是在44岁左右即皇祐四年，这时恰好苏轼17岁、苏辙接近15岁，正是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期。
逃婚篇苏洵明智 妙语婉转除婚约
幸运的是，曾被苏轼兄弟删掉的苏洵与雷简夫的一封重要书信，还是被陆游等人发现了。这封信虽然很短，却足以揭开苏轼兄弟二人对雷简夫讳莫如深的谜底：
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①。
宋人所言“纳拜”，有两种情况，一是接纳下级或后辈对自己的拜望，如欧阳修在颍上对曾是政敌的吕夷简之子的“纳拜”（《耄馀杂识》、《读书镜》卷一）、文彦博对后生司马光的“纳拜”（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五，《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再者是有世交或“通家”之谊的兄弟之间互相“纳拜”（张师正《括异志》卷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周密《齐东野语》卷九）。不论是哪种情形，雷简夫都不应去“拜”苏洵。这里苏洵所说的“纳拜”，显然是指因“纳”“亲”而“拜”。很显然，这是一封言辞委婉的辞亲信，苏洵的意思是我们形同兄弟，平时无话不谈，如果再近一步，结为“亲”家，将会碍于情面，没法直言争辩了，“道则师友”的情分被扼杀，因此他重申要“隆兄弟之好”。好一个“礼隆于疏，杀于亲”，苏洵不愧是个文章大家，言辞斡旋高手。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编集时被苏轼兄弟故意删掉，原因已毋庸赘言。
苏洵之所以要辞亲，一与苏轼说死了不干，躲进山林逃婚有关，二是他与儿子一道，发现雷简夫不再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八娘，因父母包办而被姑婆逼死。他在心碎之余，决意遵从儿子的选择，不让他重蹈覆辙，这些将在《家世篇》中详谈。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苏轼所说的“不欲婚宦”和“父兄所强”以及《东园丛说》中的说的因“夜读书”而与“邻家豪右之女”的姻缘，冰山便已露出一角。
史料表明：苏轼兄弟二人不仅曾随父亲到过雅州，拜见过雷简夫，也确实在雅州读过一阵子书。《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七《雅州》篇记载着“老苏携二子来谒”，还标明在府衙的后院有一处地方名为“双凤堂”，这个堂专“为二苏设”，苏轼兄弟曾在这儿读书。
“双凤堂”便是专门款待两只“凤凰”的客舍。原来在雅州北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邛州（距离比眉州近得多），当年司马相如就是在那里用一曲《凤求凰》而博得卓文君芳心的。雷简夫专门用“双凤堂”来安置苏家两位公子，用意之显，岂需深究？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后来苏轼兄弟中进士后，回乡给母亲守丧时，梅尧臣写给苏洵的《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其中专门说到“家有雏凤凰”。诗人用意遥深，岂止只是巧合？作为欧阳修和苏洵的挚友，梅尧臣完全有可能听苏洵说过这件事情。
苏轼兄弟在雅州决非三日两日，因为在明代，雅州的龙兴寺内还保存着苏轼的墨迹；那时人们还将三苏的名字列入当地的“贤范堂”内，三苏俨然曾是雅州人的典范。
由于苏轼在雅州滞留的时间决非三日一旬，因为他在雅州结识了许多朋友，这就是后来一直与他联系着的雅州户掾王庆源和小吏蔡子华、杨君素。这些人当年应是负责接待三苏父子、与之谈诗说文的人，王庆源后来还成了苏轼的叔丈。
苏轼的诗文中，后来多次提及雅州名胜青衣江：“慈姥岩前自唤渡，青衣江上人争扶。”（《雅州户掾……》）“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寄蔡子华》）他连雅州自由市场上卖鱼售笋的情形都了如指掌，当年岂止是偶然一访？
话题再回到《东园丛说》上。那个深夜窥探苏轼读书的“豪右”之女，此时便不难定论了。“豪右之家”非雷简夫莫属。雷简夫的豪侈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宋史》本传称其出仕以后便开始“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致使人们耻笑他说：“牛及铁冠安在？”
雷简夫为官颇有政声，不会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但他父辈时家道便已衰败，他的前半生又一直隐居，豪侈之钱从何而来？
《彭城集》卷三十五《刘敞行状》向人们揭示了他的“纳金”（收受贿赂）的绝招：长安富豪范伟为了逃避巨额赋税，竟然盗掘前任武功县令范祚的墓，将自己的祖母与他合葬在一起，说自己是官宦世家，享有免税权利。为了增大可信度，范伟花费巨资，请名气很大的高人雷简夫写了一篇假墓志铭，由此范伟一直享受免税待遇，许多年后，也就是嘉祐六年（1061）刘敞出任长安大帅，才将这个无耻的欺诈行为查个水落石出，范伟被处以严刑。雷简夫因此先在山林隐逸之流臭了名声，后来又在官场一败涂地，苏轼自幼学道，终生都与道人往来密切，雷简夫的以上劣迹，不会没人传进他的耳朵。
苏轼与苏辙随父拜见雷简夫，决不会在嘉祐元年之后，那时二人已分别与王弗和史氏成亲。此时雷简夫若是再设“双凤堂”以容大苏、小苏，再欲与苏洵结“亲”，岂不是笑话？
稍多留意便会发现，苏轼的身影里绝非一点雷简夫的印记都没有。“龆龀好道”的苏轼有个道号，叫做“铁冠道人”（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铁冠道士》：“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而雷简夫的道号恰恰叫“铁冠道长”。两个“铁冠”之间难道仅是巧合？
逃婚篇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一）
行文到此，大家不禁要问：苏轼少年时代的这桩未成婚事，难道他在后来从未提起？
当然不会。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苏轼曾两次向别人说起“逃婚”，就是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和晚辈透露此事。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有篇著名的词作，叫《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写给官妓马盼盼的。词的下半阕是：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从苏轼学生晁补之开始，古今赞赏此词的人，多称它用典精切，“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①”；或是“咏古之超宕，贵神情，不贵迹象②”，仅有一个佚失了姓名的人曾发现此词“惆怅激枭③”。究竟是什么让苏轼既惆怅，又激越凄楚呢？
细细玩味便可知道，这首词的关键所在，是作者所发出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这里的“新怨”，是指对他十分倾慕的徐州歌妓马盼盼，那么“旧欢”呢？词人在前面的“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已然透露，“旧欢”在故园。看到燕子楼，想起张建封父子与关盼盼的传说，再思量眼前和自己形影不离的马盼盼，苏轼不由想到故园曾有的为自己而苦守残灯的“旧欢”。“欢”，从南北朝时起，就一直是“情人”的代词。苏轼于茫茫夜色里，在小园内慢慢思索，一切茫茫然，这才发出“重寻无处”、“古今如梦”的慨叹。清人刘体仁读了此词，曾有所感悟地说：“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燕子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