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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时，并没有任何政令废除官妓制度、改变官妓来源。也许，要求心里装满改革大计的王安石替官妓说话是一种苛求，但是，上面提到的杭州前任太守祖无择和薛希焘有染之案，主要原因是祖无择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后者授意其爪牙王子韶告密，另一位理学家张载充任本案主审，最后没有抓到祖无择什么把柄，却将薛希焘抓进监狱，惨打致死，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①。在这位所谓“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眼里，普通民女的性命尚且一文不值②，一介官妓的命运何从谈起？而同样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他对女性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他喜欢与女性接触，从而得以了解社会各个层面女性的生活情形。除了我们这里集中展现的歌舞佳人外，苏轼还在他的诗篇里，详细描绘过吴中田妇因交不足青苗钱而被迫跳河自尽的情景（《吴中田妇叹》），还用“姑不恶、妾命薄”等诗语，对那个时代受尽姑婆虐待的女性寄予深深的同情（《姑恶》）。他既乐意给一个充满童真的女孩题诗裙带，也非常喜欢与质朴无华的农村老媪在一起谈笑风生……苏轼在他的诗词中数十次自叹“多情”，其“情”之“多”，就多在对女性的关爱与怜悯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对待处于社会底层、属于社会极弱势力的女性，是看待一个人有无人道、人性善恶的试金石。喜欢与女性接触，欣赏并关爱她们，同情与怜悯她们，认真感受她们的生活，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她们，进而与她们同欢乐、共悲泣，这就是生活中真实的苏轼。也许正因这种性情，让他无缘政坛的巅峰，但这种性情让他活得十分充实，日子过得丰富多彩，和那些政治高调直上云霄、情感生活苍白如缟的人相比，他的一生等于许多人的好几个来生，这就是苏轼“多情”与“风流”的价值所在。
如前所述，宋代中期的官妓大都来自被抄家、编管的罪人眷属之中，她们或出身于达官贵人之家，或脱落于破了产的豪商巨贾庭院内，最普通的也是自小被家里卖到青楼妓院，因色艺俱佳而被官府收购。她们被统一编入“妓籍”——地位远比乞丐还要低下的特殊序列，是供人玩弄的色奴隶和性奴隶，不到人老珠黄时决不会被“脱籍”。最令人伤悲的是，官员和平民百姓若是死去父母，都可以守丧举哀，可这些官妓却不能，她们身上穿着孝服，还要给官人陪酒、唱歌、强颜欢笑。因此，这些官妓表面上风光，内心却极为痛苦，苏轼这首描写歌妓生活的《菩萨蛮》词，便是她们悲苦生涯最形象的写照。
这首词究竟是写给哪一位官妓的，已经无从查考，但从相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她十有八九是太守陈襄最喜欢的官妓周韶。苏轼在同时期写过一首《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诗，当中的“凄风瑟缩经柱，香雾凄迷着髻鬟”，与这首词意境就极相似。周韶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早在八年前，另一位大书法家蔡襄做杭州太守时，周韶就曾与蔡太守一财“斗茶”——比赛茶艺，让那位自幼生长在茶乡福建、曾因向朝廷进奉“小龙团”茶而闻名于世的蔡太守败下阵来。看到自己的同伴薛希焘因被太守关爱，便被朝廷无端折磨致死，周韶深知受到太守垂青，恰恰是件最麻烦的事，因此她才要想方设法脱离妓籍，才在大庭广众之下清歌凄怨、发出让人肠断之词。
苏轼还有一首《江城子》，是写给同僚陈直方和妓女嵇氏的。他在序中说：“陈直方妾嵇（氏），钱塘人也。乞新词，为作此。”那首词作是：
玉人家在凤凰山。
水云间，掩门闲。
门外行人、立马看弓弯。
十里春风谁指似？斜日映，绣帘斑。
多情好事与君还。
悯新鳏，拭余潜。
明月空江、香雾著云鬟。
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
元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说：“陈直方之妾，本钱塘妓人也，乞新词于苏子瞻。子瞻因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陈秀明此言差矣。苏轼在词中讳言“妓”字，却用“玉人”来称嵇氏，何“戏”之有？词的上半阕说陈直方曾经偷看过嵇氏排练“弯弓舞”，对她极有好感，因此在夫人去世后，要纳嵇氏为妾，苏轼词中的“多情好事与君还”之语，分明在劝陈直方打消顾虑、替艺妓嵇氏赎身，以偕鸾凤于飞之美。
“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是指作者曾写过的另一组曲。苏轼去过临安县西的九仙山，在那里，曾听到村中儿童唱着吴越王时代的民歌，其中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句，歌声唱得“含思宛转，听之凄然”，为此他重新填过三段新词：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骈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
这三首“仿民歌”，意蕴极深，“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是苏轼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支柱，也是其“风流”的本源和内驱力。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前面我们所说的“游女”，在这首诗里再次出现，不过这儿的“游女”却是指吴越王妃。在苏轼的眼里，无论王妃，还是湖船歌妓，本质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有所归依，“妾回家”才是她们的共同希冀。让飘泊无依的歌妓、游女们找到好的归宿，这就是苏轼对她们最大的祝愿，为此他也做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佳人篇薄命佳人 颜色如花命如叶
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到苏轼名作之一《贺新郎》。这是一首屡让世人称赞，也每每让人如同猜谜的作品，主旨究竟表达什么，为谁而作，至少有五六种见解，可谓众说纷纭，弹讥四起①。由于下文还要专论，这里仅录该词的《序》：
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座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遽，但低首垂泪而己。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
这篇长序见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东坡词》，有人说这是根据宋人杨湜《古今词话》改写的，为此还有一系列是是非非，我们将辟专节评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从此序中，可以看到苏轼在尴尬的场合里，会极力为官妓解围，至少在宋人的传说中曾经如此。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还有一首《薄命佳人》诗，显然在写歌妓。诗的原文是：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诗中再次提起，这位美貌绝伦的佳人身着白衣，像仙子一般飘逸；她身为吴人，娇音软语，却没有涂脂抹粉，眼睛里闪烁着珠泪，这种凄楚和伤悲，又与前面所说的周韶极为接近。不过，无论这位歌妓是谁，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轼对她充满怜悯，同时又非常无奈。
“自古红颜多命薄”一语，道尽数千年来歌儿舞妓的悲惨命运。在苏轼之前，唐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歌诗：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
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
——白居易《陵园妾》
每怜容貌宛如神，如何薄命不胜人？
——刘元淑《妾薄命》
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瑕玼。
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
——张籍《离妇》
白居易借宫女幽居、不得宠幸而抒发自己命运不济的哀怨；刘元淑写女子嫁给征夫，终日孤守空房；张籍则写女人因不能生育、从而被丈夫遗弃，三首诗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悲剧。专写妓女的诗，则以韦庄的《伤灼灼》最为突出：
尝闻灼灼丽于花，云髻盘时未破瓜。
桃脸曼长横绿水，玉肌香腻透红纱。
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
流落锦江无人问，断魂飞作碧天涯。
韦庄在《伤灼灼》诗题下曾注道：“灼灼，蜀之丽人也。”这位谢却富家子弟之邀，宁愿流落锦江红尘的歌妓，最后命运就是天涯“断魂飞”。深谙前贤诗文和蜀川掌故的苏轼，在《薄命佳人》诗里吸取了以上诸诗的意蕴，却用“闭门春尽杨花落”一语，暗示这一佳人最后的出路：遁入空门，成了尼姑。南宋人周后来记载道：
煇在建康，于老尼处得东坡元祐间绫帕子，上所书《薄命佳人》诗，末两句全用草圣，笔势尤超逸。尼时年八十余矣。又于吕公经甫家见所书《伤春词》。
——《清波杂志》卷二《东坡八赋》
在《苏轼诗集》里，这首《薄命佳人》诗列于陪陈襄去吉祥寺看花诗之前，应是熙宁六年（1073）春天作。显然，这位“佳人”当时已经出家为尼。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在元祐四年（1089）重来杭州当太守时，居然为那“老尼”重题旧诗，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二人深有情谊。
周在《清波杂志》中说他所见到的另一首《伤春词》，是苏轼为友人吕文甫的亡妻安氏写的，也很值得一提。吕文甫丧妻后，终日“念之不忘，思有以为不朽之托”，才请东坡先生题词。《伤春词》是楚辞体，苏轼在其中写下这样语句：
佳人与岁皆逝兮，岁既复而不返。
付新春于居者兮，独安适而愈远。
……
风泛泛而微度兮，日迟迟而愈妍。
眇飞絮之无穷兮，烂夭桃之欲燃。
燕哓哓而稚娇兮，鸠谷谷其老怨。
蝶群飞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欢。
善万物之得时兮，痛伊人之罹此冤。
……
求余文以写哀兮，余亦怆恨而不能言！
——《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伤春词并引》
这篇辞赋写于元祐年间，东坡当时已是朝廷要员。吕文甫并不出名，职位更是无关紧要的虞部郎官，但东坡为其真情所动，伤春之词，发自肺腑，一如悼念自己的亲人。在风和日丽、蜂戏蝶闹的春天，东坡见到“万物得时”，惟独一个好女子命归黄泉，他为之伤悲，竟到了“怆恨而不能言”的地步，安氏女子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也当为获“不朽之文”而涟涟落泪。东坡对女性之尊重，易为至情所感染，以致如此。
值得深思的还在于，上面所展现的众多“佳人”，既有家居寻常的良家女子，也有沦落妓籍的风尘歌妓，苏轼对她们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在他的心里，女人就是美的化身，她们弱小、幼嫩、纯洁，一旦身遇不测，就值得为之哀歌、为之伤悲……
佳人篇怜香惜玉 打开金笼放雪衣
既然苏轼对身边的“薄命佳人”如此同情，如此关爱，那他何不尽其所能，帮她们脱离苦海？
苏轼一直在做这件事，不仅尽力而为，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在杭州通判任上，有一次太守陈襄外出巡视，苏轼受命代理知州。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他做了一件大事。他的好友赵德麟记载道：
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侯鲭录》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则说，“九尾野狐”是胡楚，后一“名娼”便是周韶：“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看来苏轼很讲究策略，他不能乘太守不在之际，将他最喜欢的“角儿”放走，以免闹得大家不快。然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这年春天，德高望重的婺州太守苏颂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