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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最后，支离益在向他表示强烈兴趣的几所著名高校之间，挑中了其中一所，对方开出的条件是聘他为教授、博导，并将属下四个分课题负责人聘为副教授、硕导；支导师很讲义气，这时候没忘了跟随他多年的弟子们，他们都在这所大学的龙文化研究院工作，该院为他们专设了一个屠龙学研究所。
朱平漫做梦也没想到事情是这么个结局。不过在研究所正式挂牌那天晚上他倒真做了一个梦，梦中先是仗剑与一金色巨龙相斗，继而却附于龙背，凌空穿云，待飞得太高朱平漫有点害怕时，龙仿佛立会其意，瞬间回到地面，且摇身一变，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般变得极细小，成了一枚寸来长的徽章，并自己跳在朱平漫胸襟上。
那是屠龙学研究所的徽章，支导师请美院一位擅长画龙的大师专门设计的。
开卷有益的史话
朱小平
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杂书，尤其爱读文史之类的书；也常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旧书，偶然发现一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立即购回细细阅读，获益匪浅。全书乃八册，未窥全豹，心中耿耿。以后多次搜寻，始终未曾凑齐，是为一憾，但陶菊隐的大名始记之于心。以后又读过他的《筹安会六君子传》《蒋百生先生传》。陶菊隐先生著述等身，诸如《菊隐丛谈》25册、《袁世凯演义》《吴佩孚传》《督军团传》《孤岛见闻》《记者生活三十年》等，惜未曾阅读。但我最喜欢《筹安会六君子传》，读过不止一遍，以如此生动的文笔为人物立传，读之不觉晦涩，兴味盎然，堪称人物传记的典范。毫不夸张的说，隐隐有太史公的流风余韵矣。
至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幸有海南出版社又出煌煌五卷大开本，易名《武夫当国》。这是多年来各界欲得而不可得状况的改变，非常值得庆幸。中华绵绵几千年，自古就有史书不绝的传统，而且是后朝修前朝史。陶菊隐先生虽然未按历朝修史的体例来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历史，但其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断代史，为中华民国史填补了一个极其重要阶段的空白。陶先生本身是记者，在二三十年代甚至是大牌记者，与天津《大公报》张季鸾先生齐名，一时名重，号为“南陶北张”。
固然，陶先生以写军阀混战时事新闻而起家，但以史家之客观理性，以史话之生动文笔，开创写史之蹊径。事实证明，这部巨著史话经岁月之检验，已成为近现代史学界必用之工具，检索引用，屡屡不绝。只不过人们在引用资料时多不注明而已。
曹聚仁先生曾评其为“目光如炬”，乃恰如其分。17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刹那，而中国这17年（1912年袁氏任民国大总统至1928年东北易帜），风云苍狗，烽火杀伐，政坛无一日不纵横捭阖，军阀无一日不染指兵祸。17年间有十三任总统“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46届内阁如走马之灯。而群雄并起，波诡云谲，列强阴谋，更惊心动魄。其纷繁披杂，纵横经纬，常人执笔真难以望其项背。如无对史实之亲闻、亲历、亲见，之稔熟、爬梳、积累，之条缕、分析、研究，之理性、如实、客观，则史话绝不可成。有人称之为“如椽巨笔”，当并非过誉。新闻记者的经历固然使陶先生可以轻车熟路，新闻固然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初稿”，然若无史家之魄力与天分，亦决难完成。
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之权威，以新闻记者而书写大部历史，中国自有记者以来鲜有几人？我以为屈指可数，如王芸生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邓拓之《中国救荒史》，但王芸生先生其著只写了七卷，第八卷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由张逢舟先生以大事记形式补足（《1902…2006百年沧桑：王芸生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故而，写史亦谓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陶先生写此巨册，写好一册出版一册，1957年至1959年全部杀青，由生活·读书·知识出版社出齐，共八册，1978年出重印本。1981年1月重新修订，10月完成，并补写三章，共计140余万字。以84岁之高龄，殊属不易。作者在“后记”中特别指出：“此书是史话，不是小说……力求做到求实存真”（第五卷，第298页）。这真是一个圆满而又成功的休止符，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我有时觉得，如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已出版《旧闻杂忆》《哈同外传》《杜月笙外传》等，与陶菊隐先生相仿佛，其史学意识、其文笔、其阅历，足可作史，但惜乎种种客观条件，而终未写成一部记述旧中国断代史之著作，不免令人扼腕。
陶菊隐先生这部著作的珍贵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即为客观叙述，而毫不“戏说”，务求“去伪存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史料。后来的研究者、治史者、著书者完全可以放心引用，而丝毫不必担心以讹传讹。民国史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段，本身应该值得关注，因为在此阶段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后来打倒军阀夺取政权，促成国共合作，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大事件。可见，这段历史之重要，而海南出版社独具慧眼，于2006年又重版五卷大开本，不惟气势夺人，更可见市场的需求。事实证明，新版本销路甚好，一丝不比那些“戏说”逊色。可见吸引人的历史书会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我印象中原中华书局旧版本似乎没有或很少注释，但新版本增加大量注释，读“后记”亦知为陶先生新加，盖因“初版未注明资料来源”，引起“质询”，学界“引用起来尤费踌躇”，故而不惜笔墨。这些注释更增加可信性和学术性，例如第一卷第四章第39页，谈及杨度“自己不肯加入兴中会，却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见面”，作者加注云：“杨度经常向人谈及，孙黄二人由他介绍认识，言之凿凿。但据其他有关记载，有谓孙黄系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相识。似以前说近”，陶先生引出不同出处，但又有自己的推断见解。又如同书第6章第83页，叙袁世凯派密使过江与黎元洪试探停战条件，陶先生加注云：“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当时担任都督府高级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刘蔡二人（指袁世凯所派两位密使）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这个注释极有说服力，因为胡鄂公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陶先生以报道北洋军阀时事而起家，与各类军阀、政客皆有相当密切的采访和交往，熟知轶事秘闻。当有极大之权威性，亦可见陶先生治史之缜密。治史居然无懈可击，这亦为治史者之功力。非如此，不足为信史者也！由此亦可看出，“史话”不是急功近利式的“戏说”，这是此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治史者治到连一段对话、一件小事也须细细加注援引出处的地步，所谓“如椽巨笔”之巨，正是聚沙成塔之功啊！
陶先生的“史话”还有一个可称道之处是他对历史事件的眼光与整合。这段时期的复杂几乎令常人难以想象。而陶先生却应付自如，这都使人顿生敬意。我想，这无疑得益于他当年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报道，而形成对时局犀利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也从而形成了当年他对国内抗战形势和国际大势的一家之言。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但居然折节欣赏陶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见解，而欲延揽重用。遭陶先生婉拒之后，又叮嘱随时可将对时局的分析写成文字转交，以备“御览”。这样一个能够对时局大势形成正确判断的人，一旦治史，其驾驭能力可想而知。另外，治史者除其眼光、能力、才华外（古人刘知几之论最为有名），正直的品德最为重要，陶先生在上海“孤岛”期间拒绝日伪威胁利诱，而不改抗倭之志，几受迫害，这是最为人所称道的。移而治史，则扬清激浊，足以供后者明辨是非。或谓陶先生此书不乏色彩强烈的词语，我倒觉得这是陶先生一腔正气之勃发。以史为鉴是陶先生写作的初衷，祈盼一统应当也是陶先生以史为鉴的最终目的。北洋军阀的混战使中国虽然结束封建专制，却更加国势衰微，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妄想。老大中国，几至于四分五裂，国耻频频，是中国人的可怕梦魇。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屈辱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最深刻的教材，此书应成为青年人了解中国历史上黑暗年代的一课，开卷有益，此惟大益。我想，这也是陶先生的愿望吧。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全5册），陶菊隐著，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128．00元）
读《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陈梧桐
明代的军事制度特别是卫所制度，在前后期变化很大，而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糊不清，歧义迭出，因此长期作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发现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构成的，行政系统的省、府、州、县是一种地理单位，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这种管理体制，直接关系到明帝国版图、管理机构、土地（包括耕地）、人口、官民田比例、户籍制度以及对清前期耕地数字的解析问题。从此，他一直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相继发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明帝国疆土的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籍》四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并准备在《南明史》付梓之后，再集中全力撰写一部明代卫所制度的专著。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都选择与卫所制度有关的课题。彭勇同志的博士论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的班军制度，是建立在作为军事组织和地理单位合一的卫所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军事组织制度。考虑到班军的类型很多，涉及的面很广，彭勇同志选取其中最为重要的京操，以之为中心来展开论述，使论题相对集中，头绪相对简化。但明代班军的资料极为分散，搜集殊为不易，以往的学者涉及较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研究起来还是具有相当的难度。可贵的是，彭勇同志知难而上，勇于开拓，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
彭勇同志继承顾诚教授严谨的实证学风，选题确定之后，就一心泡在图书馆里，翻检大量的正史、政书、实录、档案、奏疏、文集、野史、笔记、小说和有关的碑刻资料，从中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认真的排比、考证，订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例如，明代的京操班军究竟始于何时，现行的说法是始于永乐十三年。作者在细致分析洪武年间和永乐前期数十条抽调部防和京操的史料之后，发现永乐十三年“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阅临”的性质与此前的抽调部防于操练事例并无不同，不能称为“京操之始”。真正的京操应始于永乐二十二年实施的“令直隶及近京师都司官军更番于京师操备”政策，至宣德九年才最终确定下来。再如外卫入番京师操练，通常的说法是被编入三大营之五军营中，作者经过考证指出，这些士卒，最初虽大部分被编排在五军营中，但也有部分是被编入神机营的。而且外卫班军，是既有步军，也有马军的。由于掌握了丰富而可靠的史料，这就为论文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能够真正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
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作者对研究的计划和步骤作了周密的安排。他“通过对《明实录》的全面梳理，从总体上把握班军制度的沿革流变；参考诏令典章类史籍，归纳出基本线索；通过分类整理边防志、卫所志和省府州县等志，尽可能归纳出班军的来源及分布地区；分析重要的奏疏、题行稿等档案公文，考订出班军制度的基本规定和具体操作方法。其他材料，如考古材料、明人文集和笔记小说，则作为必要的旁证”，从而首次理清明代班军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及其前后的变化，并就与之相并的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多有言前人之所未言的创新之处。如班军的类型，《明史·兵志二》谓：“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也。”事实并非那么简单。目前唯一对班军制度作过系统研究的日本学者川越泰博，则把班军调动分成“番上”和“戍番”两种形式。这种分类未尝不可，但他除对北边的轮番戍守进行详细研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