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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很多舆论都在评议大学生的择业观，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改变自己的择业观，从主观上他们并不难做到，但是，社会是否能够给予他们必要的舆论支持？社会是否能够排除职业歧视，为他们营建一个健康的职场生态氛围？所以，舆论不应该苛责大学生来改变他们的择业观，因为择业观的改变不仅仅在于大学生，也在于我们每个人。
作为80后90后的我们也要明白，从底层奋斗并不是什么坏事。著名企业高盛集团的招聘观念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强调要重点提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没在基层干过的领导者很可能瞎指挥，这对企业和国家都是一种灾难。我知道有个图书公司的老总因为底层工作经验不足，被人领导的时间不够长，学到的东西不够多，于是领导别人的时候经常判断失误，不仅害了下属，其言行传出去后还使自己沦为了笑柄。一个有志气的人最好不要让自己成为这种人，而应该踏踏实实从基层一步步向上走。
80后90后的一生是苦难重重的一生，从底层开始奋斗也是磨练我们生存能力和意志力的一大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说：“种种烦恼；皆为我炼心之助；种种危险；皆有我炼胆之助。随处皆我学校也！”生于忧患，方能死于安乐，谨以著名学者薛涌写给80后90后的一段话结束本章：
二十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打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
第18节：前三十年把蛋糕做大，后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前三十年把蛋糕做大，后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2009年，一辆错误的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撞上了一个错误的人——这就是引发举国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说“错误的车”，是因为这辆跑车代表了车主的“富人”身份；而“错误的时间”，则是指案发时间恰好处在了广大民众普遍“仇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错误的人”则是说，受害者恰好是有高学历背景的、足以引发社会关注的、而不至于卑微到让人忽略不计的浙大学生。于是这个血案成了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又一个发泄口。
像“杭州飙车案”这样的“群众泄愤事件”近些年来如雨后春笋，冒了一茬又一茬。从云南“躲猫猫”、上海杨佳袭警、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邓玉娇杀人案”……民众不分青红皂白，清一色倒向弱势一方。在这一浪盖过一浪的支持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被“社会不公”这把利刃割得支离破碎的心灵。
即使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众性突发事件”正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日俱增，从1993年的8709宗，到2006年的90000宗，十来年间，激增十来倍。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把中国千百年来被驯化得逆来顺受的这一群“良民”们逼到了这个份上？
第19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1）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强国富民的大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成功地走向了富裕，遗憾的是，“孩子大了不由娘”，他们只记住了当初那条路线的前半部分，“以先富带动后富”则已经拋之脑后。“60后有钱有势，70后有房有车，80后有个老婆还被60后抢”，贫富的两极分化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一方面是有钱人豪宅、美媛、名车、古玩，无往不胜；另一方面是小百姓买房、吃饭、上学、看病，一壶难提。一方面是偷着玩、明着养、藏着富、合着抢，另一方面是生不起、养不起、学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
《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000个千万富豪和55；000个亿万富豪，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1％和7。8％。2010年，有中国富豪拿出5000万美元去纽约曼哈顿买一栋豪宅；还有澳大利亚楼盘来北京卖房，对中国的购买力惊叹不已。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夫子当年的告诫，社会的相对公正和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今天的中国，充当了一个反面的教材。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国民财富。且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一方面是拿钱拿到手软的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另一方面是吃泡面稀饭吃到腿软的下岗职工和底层民工。有钱人翻云覆雨地玩着房子，日进斗金的同时，巴不得着房价日进千里，没钱人有气无力地盼着房子，恨不能来世投身做一只蜗牛，从娘胎里带一座房子出来。一个中国的泡沫房价，把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努力从社会劳动中积攒的那么一点财富又全都给收回去了，只为了给银行撑库房，给地产商撑腰包，给地方政府撑门面，整个中国中低收入者几十年都白忙乎了。80后这一代尤甚，“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那个时代早已如昨日黄花，书中岂止是没有“黄金屋”，连“茅房”都没有！没有房子，我们工作不稳定，连婚也不敢结（现在的丈母娘往往看不上没房子的80后），即便侥幸借窝生蛋给娶了过来，最后还是因为房子问题而矛盾重重。200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上一代的血汗钱、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抚养的困难，一个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
第20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2）
医疗呢？“白衣天使”堕落化成为潮流，求医还不如求己。这是个有病都不敢生的年头，医院和门诊部是天使的乐园，患者的失乐园，是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感冒，人家可以给你开出几百元的药来。如果你再进到哈医大二院，遇到个于范玲，住院67天，给你折腾出550万天价医药费来，你就是全家祖孙三代像许三观一样喝冷水卖血也看不起这病了。据卫生部的统计，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增长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难啊，难于上青天！一个重庆的低保户听到能够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竟至于激动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今天的养老，一如当年孔子说的“养猪养狗”，能够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80后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会养老保障的缺失，让他们身兼着双方父母的家庭赡养责任，三对鸳鸯六张嘴，还有一个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们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摆脱“啃老族”的帽子，已经是阿弥陀佛天大造化了，哪里还奢望着他们来养老呢？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鸳鸯蝴蝶梦”。
建国60年来，几代中国人流血流汗，把我们的共和国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蛋糕做大了，但却发现大部分蛋糕自己没拿到。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国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业盈余从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劳动者报酬却从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国家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还有，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
第21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3）
再来看工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三大国企的例子，它们一年净赚3000多亿，却只有200多亿上缴国库，余下的2800来亿，都被纳入了各自的腰包当中，名义上是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但是90％的利润都归企业本身来分配。民营企业的问题恰好相反，是工资太低。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把部分人养得膘肥体壮、油光满面的同时，老百姓自身则日渐成为21世纪的“包身工”，“房奴、孩奴、卡奴”们面黄肌瘦，形销骨立。
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报复社会”成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昆明禄劝县特大杀人案、陕西省汉阴县杀人案、南京汤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纵火杀人案、湖南益阳纵火杀人案、天津驾车撞人案、北京农民工驾车撞人案……近年来报复社会案层出不穷，杀人者多是被边缘化的、被人漠视的、经济窘迫的“失败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郑民生被制伏后，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在王府井制造杀人案的艾绪强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一切的一切，汇聚成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国家大事就两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做大了财富蛋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治富”，把财富蛋糕分配好！
第22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1）
中国老百姓“仇富”吗？
面对这样一个纠结的社会现状，既得利益集团有些如坐针毡，开始出来摆事了。他们说，我才刚刚宽裕一点而已，你凭什么就眼红了？小平同志不都说了吗，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国策。分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是你祖宗十八代以上的问题，这是“根”源的问题，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着“仇富”的劣根性。
中国人民真的有“仇富”基因吗？中国老百姓难道就因为几千年来搞了若干次农民起义，出了几个陈胜、吴广，便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仇富劣根性”这样一个屎盆子？待富阶层们难道仅仅是因为发泄了一下不满，便成了“民粹主义”的代表？
用“仇”字来形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其实是很欠水准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最具备一种感恩的心态，他们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教化了几千年，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是孔子的原话。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个双边的关系，而非单边的伦理信条，它讲究的还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如果做父亲的慈祥，那么做儿子的就孝顺，如果做哥哥的能爱护弟弟，做弟弟的自然也学会尊敬哥哥。先富的人好比是哥哥，待富的百姓则是弟弟，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会亲近你，先富的人既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来要求待富阶层对你恭敬有加。
中国老百姓确实有“仇富”的基因，只不过我们仇的是“小人富”，而非“君子富”。“小人富”和“君子富”本来是司马迁总结出来的两种典型的财富模式，所谓的“小人富”就是不择手段只顾着自己闷声发财的，秉承的是儒家哲学中“小人”的德性：自私自利。而“君子富”强调的是自己发财了，也广济博施了，秉承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