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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1。5美元，无需交压金。这样，每个家庭将有机会廉价地获得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师和世界上各种各样最重要的信息。
2。没有经济疆界的世界
我们正不可避免地迈向一个大部分贸易就像国际互联网那样不受限制的世界。除了为保护某些国家农产品而采取的短期措施外，魔鬼已经出了瓶子：全球货币的即时流动已经改变了贸易和世界商业的性质……到1996年中期每日流动量达1万3千亿美元。
《2000年大趋势》作者之一约翰·奈斯比将全球经济一体化列为他对90年代的主要预测。“世界走向一个单一市场的世界经济，那是不容置疑的方向。当然，在这一道路上我们会遭遇保护主义的逆流，但主要的、支配一切的趋势，是迈向一个在所有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的世界。”
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在他著名的《国家任务……迎接二十一世纪》一书的开头写道：“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下一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将会没有一国的产品或技术，没有一国的公司，没有一国的工业。至少将不再有我们通常所知的一国的经济。留存于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每一国家的重要财富将是其公民的技能。”
那些财富将首先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特别是确定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法和增添新价值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再也不能只建立在对有限的、主要信息的记忆之上。
3。迈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四个步骤
当跨国金融推动世界经济向一体化发展之时，四个辽阔的贸易地区便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台阶，这四个地区是：更融为一体的欧洲、南北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
欧洲联盟已经形成，它连接起了15个国家、3。7亿人。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将3。7亿人汇集在一起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正计划到2000年将南美南锥集团（SouthAmericanMercosurgroup）内的2亿人更为紧密地连接起来。但是，毫无疑问，下一世纪主要活力之一就是亚洲一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日本成为该地区头号领先者，而中国现在正上升成为一个大有潜力的巨人。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许多人这样预测：我们现在正进入了亚洲…太平洋时代，甚至无需要有一个形式上的“亚洲太平洋联盟”了。到2000年，除日本外，亚洲“中产阶级”将有大约5亿人；到2010年，人数将达到8亿到10亿。
居住在中国以外的5700万中国人，就其整体而言，是当今世界第三大富裕市场。
约翰·奈斯比定期到亚洲旅行，他热情洋溢地谈论正在转变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生产革命、消费革命和教育革命。他说：“到2000年，欧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6％，他们在90年代将只增加1100万人。但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消费型国家……将会增加2亿个消费者。因而，亚洲…太平洋地区是将来经济引力的中心所在。”
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巨人再去参与。“新加坡是个极好的例子。”奈斯比说，“新加坡只有260万人，面积差不多只有曼哈顿岛那么大。但瞧瞧他们的纪录：他们初创新加坡航空公司时，新加坡只有190万人……但现在该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航空公司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因此，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大国或大公司再去参与全球经济。”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我们50％的出口商品是由只有19人或更少人组成的公司创造的。只有7％的美国出口商品是由500人或500人以上的公司创造的。在德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出口国，其出口商品的情形也几乎完全一样。”
有影响力的日本管理顾问大前健一（Kenichiohmae）在《无疆界的世界》（TheBorderlessWorld）一书中强调了另一个因素：“如果你看看当今繁荣的国家……瑞士、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你会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国土小，没有资源，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勤劳人民都有参与全球经济的雄心。拥有丰富的资源确实减缓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官僚们仍然以为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真正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成功的主要因素从资源转移到了市场，为了繁荣，你不得不在市场上参与。这也意味着人是创造财富的唯一真正的工具。”
罗伯特·赖希认为，美国人和其他富裕工业国在新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再依靠那些称雄一方的公司或工业，而是依靠其公民在世界经济中为增添价值而起的新的作用。
所有人，特别是发达国家人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们的企业家找到能增添价值的工作并将其发展至全球的能力。
例如，亚洲商界杰出领袖之一，台湾宏碁集团总经理施振荣（stanShih）已经预测：廉价的交互式电子多媒体系统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跳过工业革命……直接跃入信息时代。
宏碁本身，就是施振荣所说的国际贸易中“第四种方法”的范例。从1976年该公司成立开始，到1995年底它取得了全球电脑销售额58亿美元的成绩……其雇员为1。5万人。1996年中期，它推出了售价为500美元的基础国际互联网电脑和售价为200美元的“儿童电脑”，这将成为该公司的核心产品，并计划到世纪之交获得150亿美元的销售额。
但是这一销售额不会来源于低成本的组装劳动，外界许多人都将亚洲工业与低成本组装劳动联系起来。在强调他改编自麦当劳的“新型快餐”式电脑工业模式的重要性时，施振荣指出：“低成本组装劳动没有前途。”宏碁一直设计自己的电脑，因此许多变化最快的核心元件可以从台湾空运到100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市场……而且安装上去不消一分钟，不需任何装配工具。
有了这种设计和效率，无论市场是在高价格的纽约还是在低成本的墨西哥，电脑的核心部分都可以以一致的最终价格组装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快餐”模式确保了客户用上最新技术，而且使宏碁避免了在全球积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核心元件，无法卖出。
奈斯比把教育称作“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且他指出了几个标志：日本人获得科学学位的人数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有69％的人被授予科学学位，而美国的比例为25％（尽管如此，日本的教育体制，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仍在计划进行许多大的、实质性的改革）。日本人一年上学257天，而美国人则为180天。汉城半数的成年人，或在上大学，或已经大学毕了业。韩国是世界上人均获得博士学位数目最高的国家，它每年有3。2万名诸如工程学等应用科学的大学毕业生……其比例比美国高，几乎与日本相当。奈斯比还指出了一个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韩国256所大学中，有206所由像现代、大宇和大韩航空这样的公司所拥有。
4。新型的服务性社会
彼得·德拉克（PeterDrucker）、奈斯比、大前、赖希和其他许多预测专家都同意下一个趋势：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
奈斯比指出：“50年代我大学毕业时，美国劳动力队伍的65％是蓝领工人。现在，这一比例已下降到大约13％，并且还在下降。这并不意味我们比以前生产得少了。事实上，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左右产生于制造业，在过去40年的每一年里差不多都保持着这一比例。所不同的是，40年前，65％的劳动力生产着这些产品，而今天只要13％。显然，随着我们经济的巨大发展，那个24％的比例代表了更多的产品。变化巨大的是：我们现在用信息进行制造，而不是用人；我们用电脑、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代替人。”
“工业劳动力队伍将继续缩小，正如农业劳动力已经缩小了一样。几百年前北美90％的人是农民，十几年前就已降至3。5％左右，现在则更大大低于这个数字了。”
奈斯比和德拉克都预测，到2000年，在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发达国家将只有10％的劳动力在直接制造领域工作。有数据可以对此加以佐证：1974至l988年间，美国钢铁制造业所有普通工作职位几乎消失了一半，从48万人降至26万人；单单通用汽车公司在80年代就裁掉了15万美国生产工人。
因此，如果一个发达国家所有的制造业能由10％的工人来完成，所有的农产品能由2％的人来生产，其余88％的人将干什么呢？
有些人把我们的未来称为“新型的服务性经济”。但是，“制造”和“服务”这两个术语正逐渐过时。制造业将越来越多地与服务业交织在一起，即按照个人的具体要求进行制造，这种方式就像现在电脑硬件体现着电脑公司所提供全部服务中的一小部分一样。从大范围来说，最大的范围部分则为专家咨询，即按照顾客的具体要求设计软件系统和进行培训。
对教育体制的要求会相当突出。全世界大多数学校教育方式都是用来为极其僵化的工业经济结构服务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为人口中大约20％最优秀的人提供基本训练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使他们成为经理、律师、医生、会计、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我们在培养另外大约30％的人方面同样做得很好，使他们成为贸易人员、熟练工和半熟练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的小学给所有儿童提供了对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基本了解，这些儿童包括了将来走出校门、做不熟练工作的50％以上的人。
今天，那些不熟练工作大部分已不再存在。赖希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人口每小时增加1。2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最终既使只挣相当于美国普通工人工资一小部分的钱也会开开心心。他认为，全世界正在产生三个大类的工作：普通生产服务、直接服务和符号一分析服务。
普通生产服务包括旧式工业特有的重复工作：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作和低层、中层经理们的日常管理工作。
现在，那些日常制造和组装服务中的许多工作在发达国家由机器人承担了，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则运用更为传统的方式进行。对于富裕国家的不熟练工，特别对于某些少数民族群体来说，随即产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工业繁荣顶峰时期的许多年里，一批批移民涌进美国、英国、欧洲部分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城市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一个非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经济中，从手工劳动做起。这是他们通向更好未来梯子的第一档。但现在，当许多不熟练工准备抓住梯子最后一档的时候，梯子却被抽掉了。
直接服务通常也是重复性的：在快餐店、酒吧和饭店里服务或在超市工作。这些服务工作会持续不断地提供厨师、侍者、付帐台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女服务员、托儿所管理员和其他许多工作机会。通常这些工作是低薪和非全日的……除非这些”服务人员“能掌握其他可以提供额外服务的技术。
符号一分析服务者包括使用信息符号”解决、确定和安排“问题的人：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设计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土木工程师、生物技术工程师、音响工程师、公共关系人员、投资银行家、律师、房地产发展商甚至一些有创造性的会计师、管理顾问和税务顾问。
这是一个在美国已占社会20％之众并赚取年薪总额约50％的群体。像苹果电脑创办者斯蒂夫·乔布斯（SieveJobs）之类的少数人，也许是失学者，但极其成功的符号…分析家们大都毕业于一流的学院和大学。
赖希指出，发达国家的高薪和不断增长的职业选择主要是围绕着这第三类工作。他详细说明了这些不断变化的机遇会对教育提出的一些要求：“每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科学家、律师、工程师、设计师、管理顾问、电视剧作家或广告商正不断地寻找新的方式去说明现实，这些新的方式将比旧的方式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或更具揭示性。他们使用的工具会各不一样，但将原始数据组合成最初形式的抽象过程是一样的。”他认为，我们都需要学会怎样用至少四种基本技巧……抽象、系统思维、实验和协作……将问题和解决方法概念化。
赖希说：“对于美国和全世界大多数儿童来说，正规教育给予的恰恰是与学习对立的东西。不是让他们自己构筑意义，而是将意义强加给他们。该学的东西，都被包装进了课程计划、讲座和课本之中。事实已被简化，乖顺的学生只需死记硬背就行了。有效的教育过程成了在生产线上安装零件般地知识灌输。”
事实上，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类似于不断衰微的工业生产方式：分成各个科目、按单元进行教学、按年级排列并由标准化考试控制的标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