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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也会写信，也会等待信件的。我爱信，尤其爱情书——不论什么样的信都爱。
我也爱说话。不过话说完了就忘记。信却是有形的——可以看了再看，传阅共读，或塞在衣袋中加以思索、考虑。
信中有斟酌、回想和沉思的余地。信依赖机智和哲思，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而滋长。信是人类寂寞感和合群性的表现，是我们签署后密封了的承诺，是我们对仪礼庆典和重大事件表示的敬意。
在信中可以夹些额外的东西。钱呀！姓娃的照片呀！飞机票呀！有一次我收到一只大甲虫——僵死得像木乃伊一样，但仍然斑斓华丽。
我年轻时每次收到一封信都很高兴，但是极少保存。后来妈快要去世了，我必须为她料理身后遗物，在沉寂的房子里我进行这桩伤心的工作。有一天我拉开一只抽屉，其中塞满了信——都是我的笔迹。有好几百封！
儿时我在街对面爷爷家过夜，总要写封闲聊的信回家。在家时我会用铅笔写些可笑的短笺给父母，吃晚饭时递给他们。离家在学校住读，我写了好多信。后来猫儿伏在我膝上，自己的三个子女围绕着我跑的时候，我继续不断地写温柔而满纸新闻的信给父母。原来每一封信都在这抽屉里。
我取出第一封来。信上写的是“ＸＸＸＸＯＯＯＯ”。那时强忍着的泪水终于使我两眼朦胧了。
破晓时分，我一直看到十几天前的一封信。引起回忆的那些岁月充实了我，也予我安慰。
家信是宝贵的资源。除了家信外，还有哪里能如此生动地记录下谁是我们心爱的人，以及我们是怎样过活的？我们即使没有很多的话可说，也都应该时常写信。
描写星期天的晚餐，学小提琴的情形，夏天的草长得多么长，以及猫儿干的蠢事，就够了。
我承认不容易有空。朋友们和我都是稍微有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写信的。信写出去不附带什么义务责任。没人会记帐或暗示说：“你欠我信债！”写信本身就是乐趣，没有别的。收信的人会感动，惊喜，而且会在能够执笔的适当时候作复。有巧运找到值得与人分享的半小时美妙时光而写出许多信，真是快事。我这封信就快写完了，还没有其他赶着要做的事情。你呢？
有意思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
邓刚
编辑责成我写一篇自己经历过的事，而且要写得有意思。这使我感到万分艰难并绞尽脑汁。突然间，我发现路旁树丛里有一对少男少女，扯手搂脖窃窃私语地谈情说爱。我立即灵感大涌，一下子觉得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是谈情说爱。打飞眼呀，传秋波呀，递情信呀，花前月下，海枯石烂……那真是有意思得不能再有意思了！
问题是我没什么意思，我甚至充满了痛苦。因为我那时找对象十分困难，前后左右的女孩子大都下乡再教育，再加上我有一个“有问题”的父亲，使所有的女孩子见了我就吓得拔腿就跑。
开始我还没有严重的危机感。二十二三岁时，我挺乐观，觉得青春还远着呢；二十五六岁时，我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到二十八九岁，我干脆就绝望了。在我们那个时代，30岁要是找不着对象，那就等于判了死刑。幸亏我那时发疯地爱好文学，整天挥笔描写幸福的生活啊，壮丽的时代啊，战鼓咚咚震天响啊，活得还挺有精神的。
漫漫长夜睡不着觉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涌上来愁苦，忘了幸福和壮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什么也不懂，不知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以满腔的激情给她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
应该感谢的是当时的时代，整天声嘶力竭地唱8个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辉增彩。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见状大为振奋，再接再厉，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不过，讲得最多的是我自己的创作，我把自己惊险的碰海生活，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糅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看出淡淡的忧伤很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几个回合，那个女孩子就被我迷住了，如果我加夜班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她简直就不行了。事情进展到这个份儿上，爱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我洋洋得意，胜利在望。但就在我大功告成之际，国家提倡晚婚晚肩。也就是说等到那女孩子有权登记结婚的时候，我已32岁。这简直就叫你惊慌恐惧，一旦过了30岁，那女孩子变卦，我就全完了。当时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又那么势不可挡，你根本无法抗拒和预测。好心的朋友要我悬崖勒马，草草找一个什么女人算了。我不甘心，也舍不得，女孩子明亮的大眼睛也使我充满信心。于是，我又热烈地讲着动听的故事，还要不重样的，更生动地讲下去，那是何等地艰难。我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也许今天我能成为作家，是那时练成的水平吧。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胜利了。当那女孩子成为我的妻子后，突然感到我不怎么讲故事了。我说任务完成了还讲什么！她听后大笑继而大怒。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用什么样的方式谈情说爱，但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有我们那时那么多障碍，也不会像我那样挖空心思地讲故事，讲得口干舌燥。不过我倒想建议当今青年，有条件时不妨也讲讲故事。
10多年过去了，但至今妻子还美美地回味那时我讲的故事。有时晚饭后，她就说─讲一个故事吧！我说好吧，我就大讲特讲起来。因为我今非昔比了，所以讲得从容自如，但妻子说——没过去讲得有意思了！我大吃一惊，思索良久：也许最痛苦的也是最有意思的？不过，亲爱的读者，你觉得我讲的这些有意思吗？
有志竟成
体育杂志
一位心理学家对我说过，多数情绪低落、不能适应环境者，皆因无自知之明，他们自恨福浅，又处处要和别人相比，总是梦想如果能有别人的机缘，便将如何如何。
固然，人人都能找出充分理由不满自己的遭遇。英国政治家威伯福斯厌恶自己矮小，著作家博斯韦尔有一次去听威伯福斯演讲，事后对人说：“我看他站在台上真是小不点儿。但是我听他演说，越说似乎人越大，到后来竟成了巨人。”这奇矮的人终生病弱。医生叫他吸鸦片烟，以维持生命，历时二十年，他却有本领不增加每日吸食的剂量。他反对奴隶贸易。英国废止奴隶贸易制度，多半是他的功劳。
历史上最激励人的成功事迹，多半是身有缺陷境遇困难，但视之为生命的嘲弄，勇往直前不为之所困的人谱写的。挪威名小提琴家布尔有一次在巴黎举行演奏会，一曲未终，一根弦忽然断掉。他不动声色，继续用三根弦奏完全曲。这就是人生——一根弦折断，就用其余三根奏完全曲。
故老相传，苏格兰军队当年在西班牙与回教徒作战时，把故王布鲁斯的心抛在阵前，然后全军奋起抢夺，击败敌人。这就是前进的方法。掌握你的生命，高悬某种理想或希望，奋力以赴，使自己的生活能配合一个目标。有许多人庸庸碌碌，默默以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自有天定，从没想到可以创造人生。事实是人生存在世上，那是天定；好好地利用自己的生活，使它朝着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奋进，这样就成了人生。
这种坚定刻苦的人成功的原因最少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想象力。伟大的人生以憧憬开始，那就是自己要做什么或要成为什么的憧憬。南丁格尔的梦想是要做护士。爱迪生的理想是做发明家。这些人都为自己想象出明确的前途，把它作为目标，勇往前进。
以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济慈为例。他幼年就成为孤儿，一生贫乏，备受文艺批评家抨击，恋爱失败，身染痨病，26岁即去世。济慈一生虽然潦倒不堪，却不受环境的支配。他在少年时代读到斯宾塞的“仙后”之后，就肯定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诗人。济慈一生致力于这个最大的目标，使他成为一位名垂不朽的诗人。他有一次说：“我想我死后可以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
你心目中要是高悬这样的远景，就会勇猛奋进。如果自己心里认定会失败，就永远不会成功。你自信能够成功，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没有自信，没有目的，你就会俯仰由人，一事无成。
第二是常识。圆凿而方柄是绝对行不通的。事实上，许多人东试西试，最后才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美国画家惠斯勒最初想作军人。后来因为他化学不及格，从军官学校退学。他说：“如果硅是一种气体，我应该已经是少将了。”司各特原想作诗人，但他的诗比不上拜伦，于是他就改写小说。要检讨自己，在想象你的目标时多用点心思，不要妄想。
第三是勇气。一个人真有性格，就有信心，就会有勇气。大音乐家华格纳遭受同时代人的批评攻击，但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终于战胜世人。黄热病流传许多世纪，死的人无法计算。但是一小队医药人员相信可以征服它，在古巴埋头研究，终告胜利。达尔文在一个英国小园中工作20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他锲而不舍，因为他自信已经找到线索，结果终得成功。
目标、常识、勇气、即令是稍微运用，亦会产生很可观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一心想发财，他可能会遭受无情痛击；如果他一心想享乐，他可能会自讨苦吃。但是如果他所想的是有所建树，他就可以利用人生的一切机遇。
与人为善的老合
文汇读书周报
舒乙
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不论是对胡风，还是对老舍。
老舍在胡风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老舍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老舍去求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大学去任教，教“创作论”和“日语精读”。当胡风经宜都、宜昌、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老舍便将聘书和时间表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家，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五十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老舍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1965年胡风被判刑，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胡风大悲，在离京前写下了四封信，表示告别，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老舍。老舍可能是文艺界中唯一的收信人。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所有这些，大概就是那句“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老舍营救过不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骆宾基、丰村、魏孟克、方殷等人。
作家魏孟克和诗人方殷是1940年5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幸亏送行的诗人藏云远没有暴露，马上赶回去向老舍报告。第二天，老舍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冯派参谋赵力钧去刘峙的卫戍司令部，搞清了秘密关押地点，正式向国民党要人，魏、方两人方得以释放。
1982年3月在济南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老作家骆宾基送来了一篇文章，说他直到写文章的前不久，才知道40多年前营救他出狱的原来竟有老舍先生。骆宾基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不论是会上会下，有许多机会和老舍接触，可是从未由老舍嘴里听说过这件事。直到他在报刊上看见于志恭写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大悟，使他感慨的已经不是老舍帮忙营救了他，而是老舍回避这件事，不想利用这件事，极力避免朋友之间可能出现的感恩色彩。他不愿意给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负担。
老舍和作家、翻译家赵少候是老朋友，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合作过，一起合著过一篇《天书代存》的长篇小说，是《牛天赐传》的续集。老舍还向赵少候学过一点法文。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赵少候也被冲击。一次在文联大楼里开会，老舍坐在主席台上，赵少候坐在大厅的最后一排的一个偏座上。散会后，大家往外走，只见老舍下了主席台，径直走到赵少候旁边，当着众人的面，站下来，并不看赵少候，扬着头，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拄着手杖，慢慢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