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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第3届-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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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为数不多的早已成家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柳若菲早已回城了,他的婚姻并不是回城的障碍却是回城的通行证。妻子写信来、拍电报来催他办回城的手续。她的二伯父从美国回国,这正是个调回城的好机会。然而,他只把她的户口转了回去。他不肯走,团里还有几百个知青看着他,团长拔腿跑了,团里准乱了营。一年过去了,剩下的几百人也陆陆续续地走了,能走的全走光了。连队里再也见不到战士整队坐在食堂大厅里听他讲话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亲亲热热围上来的知青伙伴。草原更加空旷,一群羊在草原上缓慢地移动。他望着那群羊,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离群的羊。他感到孤独和失落,羊尚且要追上自己的群体,自己呢?这儿曾经是他的战场,有他的理想和憧憬。但大部队早就撤回到城市,他这只孤雁该在哪儿找到整体,柳若菲已经四个多月不来信。这是个感情突变的年月。他们是结了婚的,也会变吗?兵团已经准备改为农场,师部让他继续担任农场场长。他犹豫了,一夜之间,两盒香烟,死亡了无数脑细胞,他做了一个抉择,决定去赶回城的队伍,他不想让小蒙蒙失去妈妈。
  城市接纳了他,但并不欢迎他。他不再是一个指挥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他是回到了一个整体,但不是那支虽不威武,但很豪迈有气势的军垦部队,而是汇进两手空空的待业大军。
  半年后,他被安置在市政公司施工队当了工人。他回来,没有保住这个家,小蒙还是没了妈妈。而他在施工队一干就是五年。
  施工队几乎是一支文盲的队伍。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拿张报纸认不得几个字,小的看学历,全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但却不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式。建华的水平在队里不只是高出一星半点儿,全队老少全服他,他干活有力气,遇事有主意,讲话有水平,写文章不费劲儿。只有一个人不把他看得那么高,这就是老队长。他是建华的师傅,他提拔建华当了副队长,自个儿就认为什么事都得由着他。他是没文化,可是有技术,什么工程都干过。别说建华刚来了五年,就连公司的头头们谁敢惹着他!硬活儿还得靠这个六十年代初的老劳模披挂上阵,所以老头儿倔着呢。老队长就像个监工,整天瞪着个眼珠子,跟在工人屁股后面挑毛病,看不上眼就骂。小青年们就变着法子蒙骗他,捉弄他。建华有过几次新的施工想法,合老队长心思的他就听,违他章法的他理也不理。在他眼里,你个副队长的任务就是领着大伙儿去干活儿,活儿怎么干还得听他这个老师傅的。
  在这样一个单位干下去,能干出什么名堂!杨建华心里窝火,有时就埋怨妈几句:
  “当初,让您去兵团,您就是不去,您要去了,我就不回来了。”
  “妈哪儿也不去。你回来有什么不好,做人不能心气儿太高。”
  建华一直弄不清妈为什么不肯去内蒙。母亲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从小他就常听母亲对农村那些往事的回忆,那些人好,天也好,地也好,在农村养成的习惯改都改不掉。为什么不能去内蒙呢,那儿有的是地,种菜、种豆、养猪、养鸡,可由着性子来。建华在兵团一结婚就写信劝妈妈来,可妈妈总说想去,又说不能去。建华猜不出母亲的心思。
  回来有什么不好?他说不出来,嘈杂的街道,狭小的住房,简单的劳动……与那个广阔的天地相比,他仿佛是回到了一口狭长的深井,只能见到巴掌大的蓝天。
  建华从小在这条胡同里就是个尖子,中学读书时,他从不怀疑自己能考上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然而命运却使他丢掉了上学的机会。当了五年道路工人,他自学了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拿下了自学考试的文凭,然而他的知识在这个小小的施工队却施展不开,公司里的一切都是老章程。春生了解他,给他提供了合资企业的这么个好位置。可这又成了泡影。
  建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烟。门砰地被推开,陈宝柱一阵风闯了进来,一看见建华,他收住了脚步,嘿嘿嘿地笑笑。
  “嘿,大哥,一个人蹲在屋里想谁呢?”
  “别耍贫嘴,有事说事,没事修犁去,今天我检查了,有七台犁还没保养。”
  “没问题,这点活儿说完就完。哎,队长,小哥儿几个都问,这个月没活干,奖金没戏了吧?”
  “对。”建华有点不耐烦。
  “得,咱这媳妇儿算是娶不上了,连个烟钱都挤不出来了。”陈宝柱做出一副苦相,凑到建华跟前,“大哥,给哥们儿拿个主意,我想辞职。”
  “辞职?”建华吃惊地看着他,“你又要胡闹了。”陈宝柱劳教回来后,安排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也不敢要,还是建华想方设法给他办到队上当了正式工人,所以建华的话,宝柱从来俯首帖耳。
  “我是说真格的,不是闹着玩儿。”宝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你猜,万家福那小子有多少钱了?妈的,最起码四五万,人家个体户,算捞上了。”
  “你什么都知道。”
  “他自己说的。这小子想办工厂,说办工厂得十万,他还差两万。”
  “跟你说的?”建华还是不相信。
  “那小子能跟我说实话?他跑银行去贷款,跟义兰说的,还让义兰保密。结果义兰昨晚上在马路上凉快时,全给他抖落了。气得万老头给了家福一个嘴巴子。昨天你在屋里不知道,打得可热闹呢。”
  “家福这个人肯吃苦,也有知识,心灵手巧。像你这样的不行,搞个体也不是人人都能赚大钱。”
  “所以,我才想着你嘛,干脆你也辞职吧。我跟着你干,我就不信你没家福能耐,你当头儿,我当腿儿,咱们也挣个十几万,到时候不干活,光吃利息就能痛痛快快活一辈子。”
  “你别整天光做梦想着发财,你是国家正式职工,应该想着怎么干好,别光这山望着那山高,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到队里来的。”
  “妈的,后悔了,谁知这两年变得这么快。放着万元户不当,跑这儿挣一天十八大毛。”
  “你呀,死了这条心吧,公司有规定不准辞职。行了,快干活去,不然一会儿老队长回来又撸你。”
  “他奶奶的。”陈宝柱骂了一句,挠挠头皮,晃着膀子出去了。
  杨建华轰走陈宝柱,看看表,快下班了,老队长还没回来,他想去看看工人们,电厂工程刚结束,又没新活儿,工人们没事,准是在打扑克呢。果然,他出了队门,就听到对面的那排平房,又说又笑,怪喊怪叫,好不热闹。这要是让老队长听见了,能把窗户玻璃砸了。
  他走到门口,刚想进去,又站住了。怎么,里面有个女的声音:“我就再唱一个,你们可得说话算数。”
  “没问题,最后一个!”有人喊。
  “不行,我才听了一个,得给我补一个。”陈宝柱阴阳怪气的声音,接着是大伙噼里啪啦的掌声和起哄声。
  杨建华听出来了,她是市政工程局宣传处的干部肖玲。
  他对肖玲的印象很好。她从不像局里有些干部,一到工程队总是居高临下,装腔作势,端着个架子。这姑娘谈吐大方,活泼、直爽。她来队里是了解施工队的情况,写简报的,但哪次来,她都要先跟工人们干一阵子活儿。她爱笑,一边说一边笑,工人们根据她的笑声和名字称她为“小铃铛”。肖玲只在一个人面前不笑,那就是杨建华。他们俩见面总是一本正经的,除了谈工作,就很少有话说。
  肖玲人小体轻,但“铃铛”在施工队工人心目中的分量可不轻。有她在,没出息的小伙子们干活都起劲。她一句话,就能攻无不克。这并不是夸张。肖玲让小伙子们服气,她哪次来都认真学门子技术,一来二去。她学会了开铲车、开推土机、开辗道机,甚至能替换工人们拖电镐,端汽锤,道路工程队的机械活,她全拿得起来。而且她还会唱歌,再加上人精神,两只眼黑亮黑亮的,说话就冒精气儿,难怪,队里的小伙子,着了魔似的喜欢她。
  杨建华也喜欢这个姑娘。喜欢看她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喜欢看她那混在工人堆里满不在乎拼命干活的身影。看见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拿她跟柳若菲做比较。柳若菲绝不是个乐观的女人,她的笑声是罕见的,但少女时期的柳若菲身上有那么一点东西跟肖玲很像,是什么呢?杨建华说不出。然而这种不自觉的比较却常常影响了他正常的心理。当他远远看到工人们,特别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和她竟一无遮拦又毫无水平地说话,或是在她面前故意相互打逗,哗众取宠,以引起她的注意和笑声时,他心里就冒火。他有一次忍不住发了火,沉着脸把那几个小伙子一顿好溇。他希望工人们自重,工人们不理解;他维护肖玲的尊严,可她似乎也不领情。休息时,肖玲和工人们一起吃饭,笑声不断。他走过去,笑声立即停止了。去它的吧,杨建华再也不干涉这种事了。
  屋里肖玲唱完了歌,小伙子们撕毁协议,非让她再来一个。肖玲不干了,笑着跑出来,和正在门口听着的杨建华撞个满怀。
  “对不起,杨队长。”她吓了一跳,赶紧道歉。
  建华显得更尴尬:“没什么,我刚从队部来,你来有事吗?”
  “我是来向你要电厂道路工程施工总结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反倒跑到这儿唱歌?”建华心里一股火。
  “嗨,十几天没来了,一来就被大伙儿截住了,有什么办法?”她笑笑,“现在也不晚哪。”
  “晚了!”建华还是发火了,“看看你的表,现在下班了。”说完,他气呼呼地走了。



    二

  万家的钱库又多了一张一千元的定期存款单,万家福的爹却把整个存款折一张又一张地重新数了一遍。现在,数存款单成了家福爹的一大享受。他一辈子不好什么,老了老了,终于有了一好,数存款单。这可比在路灯下甩扑克,下象棋提精神,让人忘记一切。这么闷的天,门和窗户都关上,他一点不嫌热,“钱”的作用可真神了。
  这八十张存款单是一张张存出来的,每张一千元,每存一次换一个储蓄所。家福爹有算计,“文化大革命”时,凡银行两千元以上的存款全部冻结。很多人家被抄,是红卫兵小将找到银行,在银行内部造反派的支持下,查出来的。平时你再装穷,银行那儿可挂着号呢。今后谁敢保证就再也不会来这么一下子呢。为了保险起见,他宁肯多跑十几里路。
  “老头子,这么热的天,你闷这儿干嘛?”家福妈叫着门。
  “嚷啥?洗澡呢。”家福爹赶紧把单子放进铁匣子里,然后拉开门插销。
  家福妈进了屋,见到装钱的铁匣子心里就明白了:“没事瞎数个嘛劲儿?”
  家福爹赶紧把匣子上了锁。他知道这锁屁也不顶,只要这匣子被人发现,用不着费劲砸锁,只要把匣子往怀里一揣就能把八万块“命根子”拿走。他加把锁,是想锁住老伴和儿子的眼。老伴是个厚道人,过日子精细,但就是手太松。过年过节,侄男侄女来了,她几块几块地往人家手里塞钱,一点儿不知道心疼。儿子是他最要防范的人。这孩子心眼儿活,卖百货每个月进钱都不少,他看着心里欢喜,将来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问题在于家福太不安分。本来只要爷俩这么搞它几年再赚个十来万的,没什么问题,但家福偏偏要变着法地琢磨着把攒得的这笔钱拿来办工厂。工厂是这么好干的?国家现成的厂房,现成的机器设备,现成的原料、人力都那么费劲巴拉的,你一个个体户,靠着几万块钱就能搞出名堂?他费了不少口舌说服儿子,儿子却仍绝不了办工厂的念头。他只好垄断了全部财产。儿子的买卖也得向他报账,收入一笔笔地上缴,他查不出儿子的账上有什么毛病,但心里老怀疑儿子跟他打埋伏,这小子能跟顾客赚钱,谁能保证不赚他老爹?
  “你亲眼见那条牛仔裤只收了十四块钱?”他抬眼问老伴。儿子的话,他不大信,明明可以赚七块,却只赚了三元。
  “我说你少疑神疑鬼的好不好?省点脑子多活几年吧。钱是我收的,还能错了?”
  “噢,噢。”他不再追问了。老伴是他派出去的监督员,她的话,他还信。
  万老头把铁匣子放进大木箱的棉裤裆里,盖上盖儿,又用把大锁锁上,这才轻松地喘了口气。
  “家福还没回来?”他又问。
  “回来你能看不见?就那么巴掌块地方。”老伴儿不耐烦地顶他一句。
  “我是怕他回来不进家,又跟门口的胡聊天,把时间全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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