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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代理。但这个代理只能是戴维森，他很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贝尔蒙特最终成功说服了詹姆斯，让后者相信他不可以被替换。一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在美国被公认的一个人物，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几乎与他的财富增长得同样快。在1849年，他终于能够与美国海军司令马修·加尔布雷斯·佩里的女儿卡罗琳·佩里订婚，而新娘正像贝尔蒙特所强调的是“我们最有名望的家族”的成员。4年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角色转变——贝尔蒙特驾临欧洲——以美国驻海牙大使的身份。这些世界性的成功标志（对于一位年轻的、接受法国教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与其比肩）可能最终说服詹姆斯放了贝尔蒙特一马。甚至贝蒂都认识到贝尔蒙特已经“为他自己创建了强大而独立的位置，他了解这个国家里里外外的资源，他手里握着破解商业世界中所有尔虞我诈的秘密的钥匙”。“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她的丈夫在1858年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应该将美国业务的管理完全放到贝尔蒙特的手里，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对那里的业务也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就不会再一直忍受那些无休止的抱怨和疑问，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家或者那家银行的票据。
仅7年前，他还在强烈地抱怨贝尔蒙特不让他“看账簿”了解美国代理处的情况。
当然，贝尔蒙特只负责东海岸的业务，也就是主要由建立起来的东北部那些州，比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以及主要的铁路像伊利诺伊中部铁路，所发行的债券业务。19世纪50年代期间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地方是西海岸，本杰明·戴维森怀揣着4万英镑的银行存票，紧随着加利福尼亚已经发现了黄金的新闻被派遣从墨西哥进入。再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又错误地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市场上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了一个单独的个人。“那里的文明程度还很低，所有事务的处理都伴随着个人风险”，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从法兰克福银行派一位叫梅的职员到旧金山去加入戴维森的工作。詹姆斯对梅很满意：这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很聪明，而且是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我总是对这类人拥有极大的信心。但他不久开始醒悟过来。仅仅一年以后，梅和戴维森就为一所新房子是支付26万还是5万的情况爆发了一场争吵。戴维森的兄弟马上跳出来辩解，指出加利福尼亚分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获得盈利37762英镑；考虑到旧金山较高的生活成本，它的运营成本是合理的；而且，在购买这所新房子之前，他一直住在“保险库上面的棚屋里，活像是一头生活在猪圈里的猪——他很害怕离开这里，连吃饭都处于惊恐之中，害怕有人喊起火了就得马上跑出去，而一旦起火，他就只能葬身火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5）
在众多类似的与代理人之间的争吵中，这次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戴维森和梅两人仍然留在了那里。10年之后，他们仍然待在那里，但到这个时候，梅要求能够被批准回家——在一封信里，他透露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美国代理的关系：
每天我都变得更苍老。现在我36岁了，是时候让我下定决心，决定是继续过这种孤独的生活，在远离家乡的这个地方了此余生，还是回家去定居了。这个国家不是让一个人，特别是欧洲人可以待很多年的地方。尽管对文明和社交做了最起码的安排，当你还年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还不错，但越来越大的年纪会带来其他的想法。你不需要推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这使得我决定从这个圈子里退出我承认您如此慷慨地提供给我这样的位置——您的恩情我永远无法忘怀，我整个一生都对您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您的利益从来没有受到过丝毫的伤害，而且您的生意总是被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决定派另一位戴维森——内森奈尔·戴维森去墨西哥替换本杰明，因为这个地方政治局势不稳，因此还有很多重要的业务机会：不仅可以贷款给长期以来处于破产边缘的州政府，还可以投资水银矿、煤矿和铸铁厂。在墨西哥保持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在1860～1861年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的墨西哥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野心所关注的目标。萨芬伯格在此期间留在古巴，这个行动马上显示出了其政治价值，当时美国政府试图从西班牙手里买下它——这个计划有贝尔蒙特的参与，但由于在美国国内遭到反对而未能实现。
最后，还应该提到罗斯柴尔德在美洲的另一个一直觊觎的地区：巴西。这里曾经是19世纪20年代时内森很注意的一个地方，但20多年来，伦敦与里约之间的业务一直都是不死不活，部分原因是继任的政府没有继续借助于伦敦的资本市场。但是当1851年与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的开销迫使巴西在第二年通过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了104万英镑的债券。国家铁路网的快速增长也出现了新的金融需求。1851年借款后马上又有了为巴西亚和旧金山铁路公司所发行的180万英镑，另外还有一笔150万英镑给政府的贷款也是用于铁路建设（两笔都发生在1858年），一笔200万英镑给圣保罗铁路公司（1859年），以及一笔不超过14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1860年的货币危机以及巴西债券价格的下滑使得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成为了必要，因此巴西政府在1863年新发了一笔380万的债券，主要是为了转换发行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债券。然而，1865年爆发的与巴拉圭的战争使巴西的金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与巴西部长莫瑞拉进行了多次冗长的谈判后，列昂内尔同意提供一笔不超过700万英镑的新贷款。在战争于1869～187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开始谈到了另一笔贷款。这还只是一系列很特别的在巴西政府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之间如婚姻般的金融关系的开始；在1952～1914年间，这种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债券发行不少于142亿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6）
巴西和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活动的主要区域，相对来说，亚洲或多或少尚处于“有待认识地区”。但在这个地区，19世纪50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挑起这场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禁止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进口鸦片）之后，中国香港被英国吞并，而且还有另外5个“通商口岸”对欧洲商人开放。这加速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与西方的白银和印度鸦片的交易，并为英国商业开创了新的有吸引力的机会（同时，开始侵蚀中国商人的势力，比如像吴平清，曾经有历史学家称此人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到1853年，伦敦银行已经开始与位于上海的商业公司，比如科兰普敦、汉布瑞公司等，开始了常规的通信联系，并从墨西哥和欧洲定期向那里发运白银。白银很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业务，当然银行同时也对印度的鸦片感兴趣，他们发运了一些到西边的君士坦丁堡。到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与一家名叫雄内基尔本公司的加尔各答公司建立了定期联系。周边的危机，比如印度1857年发生的兵变，在纽科特也引起了反响，而这种情况在之前亚洲出现巨变时并没有发生。罗斯柴尔德银行首次卷入到了大英帝国的商务活动中，而这个领域以前一直是留给其他人的。因此，一个有鼻子有眼的夸张说法是“整个寰宇都在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纳贡，其办公室设在了中国，设在了印度，甚至设在了最不开化的国家”。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佩雷尔家族最大的不同。
大量的白银流向东方这种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所具备的特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1846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是140万盎司，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俄罗斯。到1855年，总产量提高到了640盎司，增加部分大约有一半来自北美，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通过派遣本杰明·戴维森从墨西哥北上，使他们参与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狂潮中的。他们对澳大利亚这个领域也同样充满了兴趣。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于1851年发现黄金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被急迫地要求“将贵银行的分号委派到这里，在最开始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硬币供应将会形成在两半球最为广泛和最为赚钱的业务的基础”。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在上海和加尔各答的情况中，一开始想到的是完全可以依靠一家独立的公司（比如墨尔本的代理行）来经营，尽管这一次公司由雅各布·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儿子莱斯利共同管理。然而，这种家族关系却无法提供能力方面的保障。似乎是为了要证实梅耶·A·罗斯柴尔德对那些亲家的蔑视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神圣性，蒙蒂菲奥里公司在1855年破产，破产时欠下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巨额债务，而一位彻头彻尾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杰弗里·库兰不得不赶到那儿去当救火队员。
库兰家族自滑铁卢时代就在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工作，因此，库兰对老板想要什么非常了解：甚至在他结束蒙蒂菲奥里的混乱状态之前，他已经在急切地要求发运水银和其他在殖民地需求很旺的商品（最好的是酒类，不管是啤酒、威士忌还是波尔多葡萄酒）。“如果您能发这些货给我，”他这样写道，无意中模仿了内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纺织品贸易商时信件中的那种语气，“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生意，并以让您满意的方式去干。”到9月份，他又提出要求“每一批货给予5000～10000英镑的赊账”，而且，为了使他能够亲自去淘金场看看，提供“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帮助，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没有人这么做过，连那些政府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生意不管不顾，只有一次我受财政部的委派，去解释一些鸡毛蒜皮的货币事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7）
如果库兰身处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新近的黄金和白银帝国的外围，那么，它的中心就是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内购买的多处精炼厂和铸币厂。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在1838年搬迁到位于瓦勒米码头的新厂房，并根据米歇尔·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合伙制企业。与此同时，詹姆斯又在1843年与巴黎铸币厂的老板迪埃里克斯合伙，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860年。新金矿的发现导致精炼和铸造业务大幅增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是“货币市场的一场革命”。因此，当列昂内尔在1849年决定伦敦公司直接参与到黄金精炼业务时，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马首是瞻。
在内森的时代，伦敦有四家私人精炼厂——布朗与温格罗武、约翰逊与斯托克、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和考克斯与梅勒，还有一家就是皇家铸币厂自己的精炼车间。在这些企业中，布朗与温格罗武把持了英格兰银行精炼业务的绝大部分份额。然而，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进入银行中的黄金规模：在1852年，黄金的购买量达到了顶峰时期的1530万英镑，其中超过2/3的部分以锭的形式——这远远超出了布朗与温格罗武的处理能力。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列昂内尔提议租用皇家铸币厂的精炼车间，该车间自1829年开始就在厂长马体森的领导下采用了硫酸分离系统。从1849年9月，他告诉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尔·史密斯和约翰·罗素勋爵，“不厌其烦地”说“对铸造的体系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专门成立来监督这些活动的皇家委员会适时地采纳了这项建议。“我希望”列昂内尔告诉他的兄弟说，“大臣们能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变革，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个结果——这应该是一项极好的生意。”正如纳特所说：“随着这么多种规格（黄金）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纷至沓来，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急迫。”
马体森很有预见性地试图抵制这场“私有化”，但没有什么效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们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