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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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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支撑。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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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稍有起色,政府的招商局恨不得吃掉我。      种种传说,给董浩云蒙上一层神秘色彩。那时的香港本地人;对内地 商人仿佛有一种偏见,若惨淡经营,就认为是民间商人;若飞黄腾达,就 认为是政府资助的官商。      平心而论,董浩云是个极不愿做官商的人,对做官更是无欲。在内地 时,他多次有进交通部和招商局任航运要职的机会,他均敬谢不受。董浩 云的鸿愿大志,就是要做中国最大的独立船商。      在内地之时,董浩云在洋轮官轮的双重夹击下,尚能建立庞大的船队。 现在处于香港更宽松、更自由的经济环境下,董氏为何不可大展拳脚?                                    时来运转      董浩云审时度势,认为世界航运中心,必会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      美英等国原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船队,但由于船员工薪大升,船东不 堪重负。这些国家海员工会力量强大,若船东采取低薪制或雇用第三世界 的船员,必会招致海员工会的干预和控告。在这种情况下,船东不得不收 缩船队规模。      从50年代中期起,希腊、日本的船东迅速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有奥纳 西斯、日本三光、日本轮船等。但从60年代初起,这些国家的船东又受到 劳务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制约,致使竞争力减弱。      就综合条件讲,香港最有希望成为第三代航运明星。香港的经济增长 迅猛,但工薪上涨总要迟两拍——香港独立工会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 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来港移民源源不断,成为业主固守低薪制的温床(60。 年代,美国船员月薪普遍达到2000美元,而香港船员仅300港元,以1: 6的自由兑换率计算,两者薪酬悬殊40倍)。      香港的税率为世界最低,这成为船东“逃税”的天堂。      董浩云认为,在香港从事航运业前景无量。董氏的目标,不再做中国 最大的独立船东,而是做全球最大的。      早在50年代,董浩云就殚精竭虑扩充船队。令董氏船队惊人膨胀的, 是他遇到两次良机。      60年代初,美国一次卖给董氏 12艘万吨级胜利型货船。条件惊人优 惠,总共才卖100万美元,折合港币600万元的话,每艘船才50万港元— —等于白送给董浩云。      据说美国政府,都给予当年被扣资产的有关机构或公司变相补偿,对 当年的错误做法作出不加声明的更正。董氏当年两艘胜利轮被扣半年,现 在却得到近乎10倍的回报。      其实,美国政府再精明不过。这些胜利轮是40年代初,应国防部运载 军队军人的特需而匆忙建造的,设施简陋,能走即可,反正随时都有毁于 战火的可能。现在,养尊处优的美国船员,根本不愿在如此破陋不堪的船 上工作。这些胜利轮的船龄已届20年,美方正准备淘汰,当废铁处理,现 在不如做顺水人情,弥补董氏当年之损失。      董浩云顺手捡了个热煎堆,喜出望外。董氏将这12艘胜利轮漆上金山 梅花标志,编成“香港系列”:香港代表、香港生产、香港出口,等等,加 入至欧美的定期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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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务专家董浩云自然深知这批船的缺陷,耗油率高。可那时油价便宜, 苏伊士运河封锁后,上涨的运费足以弥补多耗的油料。船上设施简陋,可 香港船员,不但对低薪毫无怨言,还特别能吃苦。胜利轮的餐室、舱室的 内装修及器具,均是美式的,在香港船员看来,已是相当奢侈舒适了。      这批船,董氏到70年代才逐步淘汰。      10年之间赚的盈利,足够买数十艘同等吨位的新船。由于董氏在世界 航运界口碑很好,60年代末,董氏又顺手捡了个热煎堆——西德把一批内 燃机双轴客货轮廉价卖给香港金山 (具体数不详,董氏忌讳别人说他专捡 二手船,讳莫加深)。      这批船建干50年代,1。4万吨级。由于西德海员工薪扶摇直上,西德 航运普遍实行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德方的条件是:金山购入这批船不能走 欧洲航线——以免对西德船商构成威胁。董氏信守诺言,将这批船纳入“东 方系列”:东方学士、      东方艺人等,加入远东太平洋航线。                                     船王易冠      董浩云对航运业的贡献、或许不在于他建了庞大的船队,而是他对航 运业开拓性的举措。      董浩云是亚洲航运业最先迈进货柜 (集装箱)化的先驱。      1969年,董氏创造性地将7艘旧散装胜利型货轮,改成货柜船 (注: 货柜须全部放置于甲板上,重心不稳,董氏在舱底放重物以求平衡)。次年, 注册东方海外货拒航运公司(简称东方海外),开办全船货柜业务,定期航 行美国西海岸。随后,董氏在日本汀造7艘高速货柜轮。董浩云对航运新 科技兴趣浓郁,目光独到,作风果敢。当时美国华裔学者卡保奇 (英文译 名,中文名不详)设计出半潜式船型,半潜式只通过实验室船池试验,而 无船厂建造、船东使用先例。董氏大胆采用卡保奇半潜式,交日本佐世保 船厂建造1。2万吨级的多功能客货船,取名东方皇后号 (1966年)。      东方皇后试航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不仅比传统船型的船早两三天航 抵美国西海岸,还减少油耗30%。由于东方皇后的成功,卡保奇船型引起 世界航运界的重视,不少船东纷纷订造卡保奇船型的船。      董浩云在订造的太平洋光荣号上,在烟囱装有大容量锅炉,利用烟囱 400度高温的废气做锅炉燃源,产生大量蒸汽带动发电机。电力可供航行 时油泵、水泵及生活用电。该轮航行,每24小时省柴油2。5吨。      1966年,董浩云一气在日本订造6艘22。7万吨级油轮,      油轮采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最新研制的“重热”装置,这种超大型油 轮又获得低耗油的满意效果。6艘油轮分别取名为:维运、维动、维产、 维生、维力、维量。将船名后一个字连缀起来,便是一句口号:“运动产生 力量”。      1974年,东方海外巨型货柜船“香港货柜”下水,该船采用大口径低 速柴油机,造价虽高,耗油特省,另配有人造卫星导航装置。      董浩云是航运业进入巨型油轮时代的领潮人。      1958年,他向日本船厂订造第一般油轮大西洋信心号,交美国钢铁公 司长期租用。到1959年,他的另一艘东方巨人号油轮下水,该轮载重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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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是世界通用油轮的两倍。董氏拥有的油轮总吨位,与当时希腊著名船 王奥纳西斯的油轮总吨位相同。      1980年《大英年鉴》载人东方巨人号:“这是亚洲人建造及拥有的最 大一艘船舶,甚至船员、管理、机器装置等,也都由亚洲人一手包办。”      1980年12月19日,海上巨人号在日本下水,它以载重56。5万吨级 摘取世界最大油轮桂冠,轰动全球航运界。迄今,仍是世界最大超级巨型 油轮。      香港的老一代船王为许爱周。      从40年代未初起,上海船东纷纷抢滩香港,群雄闹海,其势汹涌。      1957年,老船王许爱周弃舟登陆,成立中建企业公司,全面进军房地 产。川昌航业仍在经营,仅维持原有船队规模不变。      有人说,许受周是在上海船帮的夹击下,败阵逃岸的。许氏家族是否 真就“败阵”?要待数十年后才见分晓。      上海船商名声鹊起,许氏川昌渐渐沉寂,这是公认的事实。      在上海船商中,最先赢得巨大声誉的当属董浩云。许退董进,50年代 未,董浩云取代老船王许爱周,成为新一代船王。在董浩云事业的鼎盛期, 他共拥有130余艘轮船,总吨位逾1千万吨,相当于全苏联的商船队总吨 位的一半多。      因董氏的公司曾在台北注册,本人曾持有台湾身份证,故未获得英皇 室的授衔封爵。但他与英皇室及内阁均保持良好关系。1981年,董浩云访 美,受到里根总统的接见。董氏还是摩纳哥王国驻香港名誉领事。      到70年代,包玉刚的环球集团迅速崛起。包氏、董氏同时被国际航运 界列为“世界七大船王”。      美国《纽约时报》称董浩云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董浩云靠什么而 成功的呢?这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地球表面3/4是海洋,我们应该有信心征服海洋。”                                     热心教育      董浩云终身从事航运业,他认为:“船只不仅可以运载货物,还可以作 为交流思想的工具。”      1970年9月,董氏斥资320万美元,买下退役的豪华邮轮伊丽莎白皇 后号。随后投入600万美元进行内装修,将它改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 同管理的“海上学府”。      1972年1月9日,当改造工程即告竣工时,泊在香港海港的3。8万吨 级巨轮不幸失火,被毁沉没。其后打捞出水,拆卸当废铁出售。该船已投 保,董氏以所得保险费作为股金,成为英国保险公司大股东。      海上学府夭折,董氏痛心疾首,但投资教育之志不泯。之后,他购入 美国一艘万吨级的较小邮轮大西洋号,改造成“宇宙学府”。宇宙学府附属 美国匹兹堡大学,董氏教育基金会提供奖学金,东方海外负责营运。董氏 为宇宙学府董事会主席,教授来自40个国家的著名学府,学生则是从亚洲 各大学里遴选的优秀生。      宇宙学府周游列国,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加强与各国文化的交流。 每期学生约500名,专修文理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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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6月23日,董浩云获美国成就学院金碟奖。      董浩云在香港,有两件事最为轰动:一是海上学府——伊丽莎白皇后 号毁于大火;二是董氏致香港传媒的一封公开信,舆论界就“董浩云与包 玉刚,谁是真正的世界船王”闹得沸沸扬扬。      有关详情,本书将在第三十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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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      香港的五大船王,有两位鲜为内地人所知,他们是华光航运的赵从衍、 万邦航运的曹文锦。赵氏曹氏均是上海人,他们在香港从事航运业的目的, 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船。他们的势头压过老船王许爱周,并且 先于包玉刚下海。他们两家的船合起来,相信不比航运较发达的大国少。 他们为何不同航?                            上海的淡出与香港的进取      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 (1917年至1958年)在回忆录中说:香港“复苏较快的因 素是由于中国回流香港的大量劳工”,“香港经济的重建主要是得力于上海人带来的 资本和工业技术”。      香港沦于日治较上海晚几年。30年代后期,上海有一大批工厂迁往香港。抗战胜 利后,有少量工厂迁回上海,但马上内地内战烽烟四起,大部分工厂就暂时留在香港。 解放战争中,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愈来意多的移民和资金流入香港。高岭期以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起点,在9个月里。有75万人从水陆两路涌入香港,1950 年,香港人口激增到250万。之后,仍有移民越境入港。      移民中,以上海人文化素质和商业素质最高,他们多是银行家、工商资本家、公 司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随老板而来的),另有少量的官僚譬吏及文 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据 《广州百年大事记》,1949年8月11日流入港澳的黄金估计达2 万两,一周内已达五六万两之多。这之中,流入香港的黄金肯定较澳门多。这一时期 为广州解放前夕 (10月),流入的黄金以广州人的居多。上海解放为该年5月,上海资 金流入香港的高峰期为2至7月。上海为远东最大工商业城市,流失的资金肯定比广州 多。资金形式有黄金、白银、珠宝、外币等。流入形式为自带,极少通过银行,因此 无法估量。      另外,原来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商行,均卷资入港发展。      百余年来,香港虽名为世界自由贸易港,但上海在这方面的功能并不亚于香港。 上海扼守长江流域,处中国东部中心,又以辽阔的中原为腹地,城市规模、经济发达 程度,以及在国际金融贸易的地位,均胜于香港。由于政治与战争局势的变化,这似 乎成了一条规律:沪盛港衰,港起沪落。      1949年后,上海的半殖民化的自由经济渐纳入计划经济轨道。一方面帝国主义对 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奉行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的国策。这样,上海“准 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日渐消失。上海的对外贸易,基本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或友好 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以及援助亚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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