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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亦在汇丰之前。但是它是最早在港注册的本地银行，故 而深得港府青睐。 汇丰在开业的同年，便获得发行代银券的特权，这之前，东方、有利、 渣打都曾获得过这种特权。汇丰后来者居上，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 本世纪，香港发行钞票 （纸币）的银行有汇丰、渣打、有利三家。 1978年，有利银行的发行钞票权被港府收回，只剩下汇丰、渣打两家。 两家中，又以汇丰为首。以1980年为例，该年的香港货币发行量为104。 64亿港元，汇丰占其中的70。5％，渣打为19。1％，政府为10。4％。政 府只发行5元以下的辅币（硬币），其余纸币力汇丰、渣打两家发行。 发钞量的大小，不能归结为港府赐予的特权大小，而与该银行实力及 信誉有很大的关系。港市的发行是以外汇基金为发行机制的。发钞银行发 行钞票，必须以十足的资产换取香港外汇基金的无息“债务证明书”，作为 发钞的依据和保证。换取证明书的资产，最初是白银银元，现为美元。比 如，汇丰要发行100亿港市，就必须拿出十足的资产 （美元等）来“买”债 务证明书，这相当于100亿港元的美元有价证券存入港府的外汇基金。 香港的外汇基金由外汇储备和财政储备构成。外汇基金的大部分资产 以外币形式存放在世界各国银行，另有为数不少的黄金白银及港市。香港 的外汇储备在1991年列世界第12位，为289亿美元，但人均占有量却高居世 界第2位，为4962美元。香港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力发行后盾，港币的稳 定性就有保证，港币信誉良好，是世界流通的国际货币之我们从香港的货 币发行制度中可了解到，汇丰是不可通过发钞而获利的，但汇丰可以获誉。 香港是全世界极少没有中央银行的地区，汇丰则获得准中央银行的至尊地 位。 汇丰的发钞特权，也曾使汇丰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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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日军在香港发行军用票。军用票与港币同时流通，官方规 定的兑换率为1元军用票换2元港币，实际上1元换1元，港民都不愿舍弃 港币。到1942年，日本占领军又宣布4元港币兑换1元军用票，更是强盗逻 辑。 当时汇丰大厦己作为敌产被日军没收，作为总督府。汇丰的职员大多 逃港，大班海地被日军囚禁在赤柱集中营。港币不仅流通于香港，而且在 澳门大行其道。日军为了用港币去澳门购买军需物资，强迫汇丰大班海地 签发所有存放在金库里的大面额港币，数额有1。135亿之巨，相当于今日的 近百亿港元。 1943年，汇丰在重庆设立分行。战后，原汇丰的职员陆续回港，海地 带领职员迅速复业。元邦建先生在《香港史略》一书，谈到汇丰对这笔非 法港币的处理： 汇丰银行“首先是1948年4月2日宣布，正式承认被日军迫签发行的1。135 亿港币一律有效，汇丰银行同意把100万英镑 （1英镑约折台16港元）存入 外汇基金，作为这项非法额外发行港币的部分保证金。港府也同意在若干 年内，将该项外汇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息补足缺额。虽然在资金方面有所损 失，但是却获得香港人民对汇丰发行港市可靠性的信任，这就大大抵消了 损失有余。” 战后，汇丰最大的贷款额投放于交通、码头、机场、供电、供水、电 话通讯、危房改造等公共事业，对迅速恢复香港经济作出较大贡献。海地 大班说：“汇丰的兴盛衰微，取决于香港经济。” 乘船破浪 外资银行买办这一特殊职业，到战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银行在香港 已生存近一个世纪，对香港的经济状况及客户已相当了解；同时，银行与 客户，都有精通双语的人才，沟通不再困难；另外，银行的贷款数额愈来 愈大，买办存入银行的保证金已不起什么作用。 尽管如此，买办对新客户仍有生杀大权。 50年代初，来自上海的商人就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买办均力广东人 的天下。姑且不论地域感情，上海人与广东人在语言上就形成隔阂。 就外资银行来说，他们歧视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只与何东等少数华 人巨商交往。当时流行一句话：“要想获得外国银行磅水（贷款），最好先 叫何东爵士干爹。” 银行家出身的包王刚，对香港外资银行歧视华人，尤其是歧视沪籍华 人的做法强烈不满，他更下会卑躬屈膝去做何东的干儿子。包玉刚当时主 持上海四人贸易公司，朝鲜战争爆发，他急需资金购买内地奇缺的物资。 包玉刚绕过广东人这一关，直闯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包玉刚声称原 是内地一家国家银行的要员，居然如入无人之境，进入汇丰进口部办公室， 进口部的正副经理，是盖伊·塞耶和桑达士。他们都即将升迁，塞那将任 汇丰主席，桑达士将任项目经理。 包玉刚是个默默无闻，并且在香港毫无商业实绩与不动产的商人，受 到这两位英国人的冷遇在意料之中。也许他们为包氏的不俗气字所吸引， 都耐着性子听完包玉刚的英语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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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桑达士说：“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不用讲明，我们也能猜出进口 这批物资的用途，它们将会转运到中国去，因此，我们不能贷款给你。你 也许会认为我们出于政治的考虑，这完全错了，战争是危险的，战争风险， 就是保险公司也拒之门外。” 包玉刚虽未获得贷款，却认识了未来汇丰的两大巨头。不日，塞耶接 任大班，桑达士出任项目经理——负责在香港的借贷。桑达士并没因为华 商纷纷卷入内地贸易而断绝对华商的交往，他认真考察过包玉刚的四人公 司，仍未贷款给包玉刚。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 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包玉刚做过银行，深知谨慎是银行家的职业“通病”，他很理解桑达士， 也力能与桑达士交上朋友而欣慰。包玉刚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 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 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在某 些时候，中国人歧视中国人，更甚于洋人歧视中国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 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刚，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事实上，在很 长一段时间，包玉刚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刚，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 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 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 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 到高兴。他知道包玉刚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 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 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 包玉刚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7200吨， 船价为100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 为5年，第一年租金为75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刚能从日本银行开到LC （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结果，包玉刚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 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关于这件事，本书第三十章曾有记述。在此仍需作说明的是，桑达士 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 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 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刚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 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 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其 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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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1962年，桑达士被提升为汇丰银行首脑，两年后，汇丰不但不视贷款 造船为大忌，还与包氏联手合作，直接投资参股航运，到70年代后期，包 氏旗下的船只排水量高达1300万吨，列全球航运业之冠，这也成为另一位 华人船王董浩云指责包氏拥有的船只吨位“煲水”的把柄。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借用一句话， 形容包玉刚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藉汇丰 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 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 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 存、互惠互利的。 同步起飞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 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 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berg，“沈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 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 员。 1945年，沈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 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沈弼回忆道： “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你就 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如果拖延时间，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 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沈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之后，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 方。沈弼去时，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 召下，进行非暴力抗争。事实上，暴力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 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沈弼领略的军营生活，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 沈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 哈特。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锡克族人更能吃苦，沈 弼在科哈特，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沈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驻扎在 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这是一个海港小城，城中有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 欢作乐的地方。 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擅长跑。沈弼特意买 了一匹阿拉伯马，马名叫乌尔兰，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但适应 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 沈弼常常单人匹马，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黑背豹很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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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 1947，沈弼再次调防，他把乌尔兰卖了。数十年后，沈弼仍对此事律 津乐道： “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6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 我把那匹马卖了，得回20英镑，在6个月内获利10％，很不错。那是我平生 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 1948年，沈弼退役回国，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军戎生活使沈 弼的心变野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于是他选择了就业。 选择什么职业，沈弼却一片茫然，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但这对 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 “到远东去？到远东去！”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在二战时冲淡了许 多，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