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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告诫大家：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2
新国家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现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储备，与日新月异的需求相差甚远。
战争艰苦环境下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在知识的系统性、专业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难以满足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随着解放事业进程陆续加入革命队伍的旧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也还有一定距离。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烙印，不仅专业设置不完整，而且明显重文轻理，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造并孕育出国家迫切需要的大量工程、科技人员。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敌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并孤立的政策，在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封锁和扼杀的手段。大量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矢志报效祖国的海外学子，被敌对势力以各种理由羁绊阻拦，不能立即回国效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
1949年7月，刘少奇等秘密访问苏联时向苏方提出，除了派遣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外，希望苏联接受中国派遣留学生，以帮助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人才。这一请求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
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定国家文教委员会冯乃超同志、外交部伍修权同志、教育部陈新民同志组成工作小组，负责选拔、确定出国留学生人选。伍修权负责对外联系；陈新民负责留学生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及其他事务性工作23
1952年8月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协议规定：
第四章 决策（3）
“（中国派遣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按通例，上述大学生与研究生接受到高等学校初级班学习，仅在个别情况下，方能至高级班学习。至于尚未能充分掌握俄语者，须进预科班学习，其期限自六个月至一年。”
“苏联各学校为大学生及研究生规定之一切规则，对于根据本协议接受至苏联各院校之人员均应一律遵守。”
“凡由苏联高等学校毕业之人员，均发给按苏联规定形式之毕业文凭，并载明其所获得之专门知识及熟练程度。”
“中国公民之大学生及研究生在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期间，由苏联政府供给之住处，其条件与苏联大学生及研究生同。”
“苏联政府支付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时之生活费与学习费。中国政府应向苏联政府偿还上述费用的百分之五十。”24
《协定》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历史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的留学生交流活动，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留学生的选拔、培养、管理、使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留学工作被提高到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高度。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并设立了由聂荣臻（代表国家科委）、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陆定一（代表中央宣传部）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外交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各部委细致分工、密切配合，保障整个工作有序进行。在1960年12月的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委《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留学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留学生的派遣规划、留学生毕业回国分配工作，和根据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派遣的实习生选拔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的选拔工作和所有留学生的最后审查批准、派出、国外管理和假期回国学习等工作，由教育部负责；留学生在国外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使馆负责，在国内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其中关于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以教育部为主，涉外事件以外交部为主”25
这一分工，奠定了未来几十年我国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格局。
这是一个睿智的决策。
建国伊始，从炮火和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的执政者，对于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谦虚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事实表明，数量巨大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后，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迅速充实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极大地充实了技术骨干力量。以这批留苏学生为骨干，新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整体生产、科研、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意义做了精辟的论述：
“什么是最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指的是使十二年后我国的科技水平能达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的道路呢？这样的道路就是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2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先进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苏联“老大哥”以一种同志式的真诚和宽容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使得我们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军事等各个领域最近距离地学习和借鉴，从而建设一个完整、成熟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四章 决策（4）
不论后来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苏联政府在那个时期给予中国建设的巨大帮助，苏联人民所展现出的深厚纯真的同志情谊，是应当永远铭记、不容抹煞的。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1）
在冬日明丽的阳光里，我循着老学长们指引的路线，开始了我的寻觅之旅。
从高楼鳞次栉比的西单闹市口向南，都市的喧嚣瞬间抛在脑后。尽管从未来过这里，可是漫步在狭窄陈旧的新文化街上，却有一种异样的亲切在心头。
走到街道的西头，向南没多远，眼前赫然出现两扇黑漆铁栅栏大门，上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门牌——“鲍家街43号”。
我知道，我到达了今天一路寻访的终点。
我感到，这里也将是我的精神之旅的起点。
门卫没有阻拦，我信步走入半开的大门。
眼前霍然开朗，一个轩敞的古老庭院出现在眼前。北面升起的汉白玉石阶上，是面阔五间的大殿。整个建筑显然刚刚修缮过。金黄的琉璃瓦，大红的墙壁门窗，绚烂的檐下彩画，在清冽的阳光中格外灿烂眩目。
我知道，眼前的这进院落，是清朝末年醇亲王府的遗存。在这里，曾经诞生了大清帝国的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座王府成为“潜邸”而不再有人居住。后来，醇亲王府搬迁到什刹海附近，俗称“北府”。相对于末代皇帝溥仪出生地“北府”而言，位于鲍家街的这座王府倒是鲜为人知。
更鲜为人知的是，1952年6月至1955年2月，培养留苏学生的摇篮——留苏预备部，在这里度过了初建的近三年时光。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部分校区。空气中若隐若现的悠扬旋律，早已取代了昔日朗朗的读书声。角落里无处不在的中外演出海报提醒我，这里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
今天，站在这个历尽沧桑的院落里，我突然有了一种激动。
一百多年前，六岁的光绪皇帝从这个院落中走出，等待他的，是“变法维新”、“帝国中兴”的虚幻迷梦；
五十多年前，也是从这个院落中，走出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肩负整个民族的期待，从这里启程走向世界，去完成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
今天，无数才艺臻备的青年才俊，从这里呼啸启程，走向世界的广阔舞台，去展现自己张扬的个性，去放飞人生的绚丽梦想。
鲍家街，梦开始的地方。
缘起
说到成立留苏预备部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到1951年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1951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三百七十五名优秀青年便云集北京。
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由于时间紧迫，这批学生只是在北京集结一个月，简单了解了一下苏联国情，就匆匆上路了。
到达苏联后，这批学生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俄语基础几乎就是“零”。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在火车上，从苏联列车员那里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字母。
苏联方面显然对如何对待这样大量的留学生也没有足够经验。当这批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的学生到达后，苏方居然没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语培训，就直接将他们领到了各高等院校的课堂。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
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27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2）
既要从头学习一门语言，又要完成学习和研究，还要逐步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郭子恒＇U4＇：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语。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28
1951年留学苏联的李振肃＇U5＇回忆道：
“那时学习真是分秒必争！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能够在两节课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内，伏在桌子上打个盹，随即又继续全神贯注认真地捕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列宁格勒夜长昼短，常在昏暗的早晨就进了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晚上从实验室出来再回住处吃晚饭，睡觉就很晚了。设了两个闹钟早晨叫醒我。有一次实在太困了，两个闹钟一一响过，但在按住闹钟后一下又睡着了。不过猛地又惊醒了，赶快跳起来去上课，居然没迟到。29
凭借着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勇猛顽强，大部分学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其学术成果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许。
1955年7月，塔斯社播发了这样一条电讯：
“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术委员会授予中国医师潘世征医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