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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院非常重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女孩子们要学会刺绣、缝纫、烫衣，每天下午还要到厨房帮厨，做一些削土豆皮、刷盘子的杂务。男孩子们则在车间里学习木工、钳工、车工的工作技能，学习自己修理桌椅。每逢节日，孩子们都要对全楼进行彻底的扫除和清洗。劳动教育不仅使大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更使他们从小形成了独立自主、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品格。“只有劳动才有权分享成果”的观念被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夏天，塔尔卡河畔的草地上如繁星般缀满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花。女孩子们提着篮子，如同一串欢快的音符，在草地和林间跳跃、穿梭。不一会儿，篮子里就装满了五彩的花朵、鲜嫩的蘑菇。勇敢的男孩子们跃入清澈的河水中游泳、打闹，溅起阵阵激烈的水花。
冬季，厚厚的积雪如同一床雪白的棉被，温柔地覆盖了原野和河流。有的孩子在院子里堆起大大的雪人，插上木炭球和胡萝卜做眼睛和鼻子；有的孩子穿上冰鞋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穿行、旋转；更多的孩子们在白茫茫的雪野中追逐打闹。雪团在空中飞舞，落在身上顷刻飞溅成洁白的花朵。顽皮的孩子们捧起大团大团的白雪，拍在小伙伴的头上、衣领里，大家滚作一团。
新年来到了。男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森林里，选一棵合适的松树砍下来，拖回儿童院。大家在松树下面钉上一个十字木架，把它树立在新年晚会的现场。巧手的女孩子们开始装扮松树。枝头挂上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彩球、小花篮、小动物，再缀上小星星，拉上彩带，一棵翠绿的松树，一下子变得神话中一般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新年晚会开始了。同学们穿着漂亮的节日盛装围坐在树下，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会场一片欢腾。孩子们欢呼着，跳跃着，相互祝愿新一年的快乐和幸福。最后，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戴着红帽子、披着红色外套、一脸白胡子的新年老人走了进来。孩子们伸长脖子，目光仿佛定格了一般，凝固在他背上那个沉重的、神秘诱人的大口袋上。
收到礼物的那一刻，每个孩子的心都在怦然作响。小心翼翼地揭开五彩的包装纸，一包五光十色的水果、糖果和各种饼干赫然出现在眼前。 每个孩子都如获至宝一般，把礼物紧紧搂在怀中，因兴奋而涨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靥。
为了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感受到更多家庭的温暖，许多当地的普通居民来到儿童院“认养”孩子。每逢节假日，“爸爸妈妈”们总要用平日里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给认养的孩子购买糖果、礼物，带他们到自己家里、或城市里的公园去玩。
肖苏华至今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幕：
“认养我的是当地一个工厂的女干部。有一个新年，她把我和一个西班牙小女孩接到家里。当时正是战争期间，物资非常匮乏。可是桌子上还是摆满了能够搞得到的最丰盛的食品。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盘黄澄澄的桔子！要知道在战火连天的时代，又正值严冬，桔子可比金子还珍贵。‘妈妈’剥开一个桔子，醉人的香气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我们勉强忍住流出的口水。
‘妈妈’笑吟吟地把一个剥好的桔子递给我，又把一个给了同来的小女孩。这时，主人的小女儿也说要吃桔子。妈妈很生气地打了女儿一下，训斥说：‘你真不害羞。他们俩的父母都不在身边。这些桔子就是给他们吃的。’委屈的泪水一下从女儿的眼中涌出，她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总是免不了热泪盈眶。”⑤
第二章 烽火绿洲（3）
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庇护和关爱下，这群远离父母和祖国的孩子，幸运地躲避了故土的腥风血雨，健康快乐地成长，享受着如梦幻般美妙的童年时光。
战争的阴霾突然降临了。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急促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从老师们凝重的表情和慌乱的脚步中，孩子们预感到一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在广播喇叭中传出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激动的声音：“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分三路入侵苏联。”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动员起来和德国法西斯作殊死的战斗，保卫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败退，德军长驱直入。为避免遭受损失，共产国际要求国际儿童院立即后撤到中亚城市塔什干。为了减轻负担，除了必需的随行物品外，儿童院将其余所有财产全部遣散给了当地的居民。就在大家紧张地打点行囊、整装待发的时候，前线传来消息，德军的攻势被阻滞了。后撤的计划被取消。可是，这时的儿童院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儿童院里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切为了前线”，面包的供应量先是被减到每天五百克，后来又被减到每天三百克。肉类和奶制品从餐桌上消失了，只有每天的一小块黄油，还能使人记起这里曾经的优越。
孩子们的甜蜜梦境，常常被凄厉的防空警报猝然划破。睡眼惺忪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跑向森林中的防空洞。到处是尖厉的呼啸，到处是火光和爆炸。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孩子们紧紧地蜷曲在一起，幼小的身体瑟瑟发抖。摇曳的探照灯光忽明忽暗，照亮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神。
学习中断了。年长一些的孩子被组织成后备军，每天参加射击、骑马、行军、防毒、救火等军事训练。年纪小的孩子则在老师的率领下，在宿舍和教室的窗户上贴上防止爆裂的“米”字条，在楼房的顶上昼夜值班，观察德寇飞机的空袭。
敌人逼近了莫斯科。
儿童院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投入后方支援工作。男孩子们进入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们也到当地的服装厂、被服厂缝制军衣，到医院护理伤员。
大一点的男孩子们被派遣到莫斯科近郊修筑防御工事。每人的任务是每天挖一段长一米、宽三米、深三米的防坦克壕沟。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土地被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一铁镐砸下去，地面只是迸出一个浅浅的豁口。孩子们的双手很快就被震裂了，手套被流出的血冻结在手上，摘掉时就像撕一层皮一样。孩子们嫌碍事，索性甩掉手套，赤手空拳地舞动锹镐。歇工时松开手，锹镐居然没有落下，手已经被一层血水牢牢地冻在木把上了。每天几个小时艰苦劳动，报酬却仅仅是一小块面包。不少人又累又饿，昏倒在工地上。
来自莫斯科的物资供应中断了。孩子们的生存陷入了困境。
可怜的一点黄油也没有了。每天三百克面包，只有拳头般大小。早饭是半片黑面包和一碗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是一两片面包，还有几个小土豆。孩子们大多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如同无底洞一样。开饭的时间还没到，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守候在取饭的窗口前，心里不住地抱怨窗口怎么还不打开。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用舌头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汤水。每次厨房洗菜做饭时，总有很多孩子在门口排上队。他们舍不得那些剥下的烂菜叶和果皮被扔进垃圾箱。
饥饿，是对这段可怕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刘爱琴回忆道：
“每天早上似醒非醒的时候，我总是似乎闻到了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的香味。蜷缩在被窝里不想睁开眼睛，唯恐香味会消失了。就这样一直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才忽然清醒过来。”⑥
第二章 烽火绿洲（4）
为了生存，孩子们开始学着自己种菜。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把操场翻耕成了菜地，种下西红柿、胡萝卜、圆白菜。西红柿还青涩的时候，就被孩子们偷偷摘了下来，藏在枕头里等待它变红。圆白菜收割了，地下还留下冰冻的菜根。孩子们把它挖出来，如获至宝地捧到房间里，锁上房门就着冰碴狼吞虎咽。房间里顿时充满“嚓嚓”的咀嚼声，如同一群小白兔在会餐。
土豆是最主要的食粮。孩子们把土豆种下去。然后就每天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淡绿色的小芽从地下拱出，数着一个叶，两个叶，直到枝繁叶茂。不等完全长成，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把土豆刨了出来，三把两把擦去表面的泥土，把土豆放到铁皮桶里，加水煮熟。不等冷却，孩子们就伸手从热水中抓出滚烫的土豆，一边在手指间掂着，一边敏捷地剥去皮，沾着盐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然后从口中吐出大团大团的热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来自莫斯科的煤炭供应早就中断了。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教室和宿舍的墙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早晨醒来被子都冻在了墙上。孩子们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手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亮。
儿童院要求孩子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米。
谁也没有伐过木。可是谁也没退缩。男孩子们一声呐喊，扛上斧头，就向着风雪的深处出发了。
一斧子砍下去，树干怦然战栗，树梢的积雪簌簌地坠下。一下，又一下，坚韧的树皮终于慢慢绽开。孩子们嘶叫着，疯狂地舞动斧头，仿佛在和巨大的敌人肉搏拼杀。帽子扔掉了，手套甩飞了，棉衣的扣子也全部解开了。汗水未及流下就冻结在发际，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洁白的雪花映衬着孩子们亢奋燃烧的瞳仁，一团团的热气在每个人的头顶蒸腾。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满载着伐下的木块，唱着豪迈的战歌，如同骄傲的武士凯旋而归。
浓黑的夜色吞噬了万物。呼啸的风暴夹带着雪块与冰凌，如同一头暴虐的野兽，在空旷的原野上往来奔突。森林，田野，冰封的河流，在恶魔狂野的淫威下发出低沉的呜咽。暴风雪嗥叫着，扑打着门窗，抨击着墙壁，仿佛要将房子撕裂。然而国际儿童院依旧巍然屹立，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房间里，孩子们或搂着书，或抱着心爱的玩具酣然入睡。从窗口发散出点点柔黄的灯光，在冰晶中漫射开来，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轮朦胧、圣洁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方生命的绿洲。
战争终于结束了。
陈祖涛＇U1＇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十年级毕业。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按照规定，十年级毕业后，他们就算已经长大成人，不再由儿童院抚养。
刚刚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苏联，物资极度匮乏。每天政府配给的口粮只有五百克黑面包，其中还搀杂了不少锯末。作为一年级大学生，每月从学校领到的助学金仅有二百七十卢布，只够在黑市上买四公斤的土豆。
为了填饱肚子，陈祖涛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去莫斯科河的码头上帮人扛土豆。五十公斤重的麻袋落在稚嫩的肩头，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弓着腰，一路小跑，只为多赚回一些酬劳。深夜，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煮熟土豆三口两口地吞下，赶紧躺下睡觉。明天还有功课和考试。
陈祖涛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
“苏联学生遇到困难，可以向家里伸手。我们真的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我们买不起新衣服。大学前三年身上穿的一直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⑦
艰苦，从来没有击垮青年们的生存意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样顽强地与困难斗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等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第二章 烽火绿洲（5）
就在学子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1947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中途路过莫斯科。当她看到这群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如同街上的叫花子一般。这个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面不改色的坚强女性，把孩子们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我们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想到你们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