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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找太大的麻烦；这就从感情上近乎了许多。 李鸿章的这种崇尚克虏伯的情结；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身后的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学良，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兵器技术大都是以德国为范本的。蜂拥到日本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后来培养基层军官的事。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追根究源；还是李鸿章带的头。
从现在李鸿章留下的堆积成山的奏折和信函中；人们可知他并不是一味盲目地崇尚德国；而是作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的。他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不知多少次地提到了他对克虏伯大炮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英曰阿姆士庄；专造前膛熟铁包钢之炮；又有瓦瓦司厂；后膛以钢包钢之炮。论攻坚致远；前膛不若后膛；论稳固经久；后膛不若前膛。故行仗小，炮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为宜。此洋炮之大略也。”开始他还以为前膛后膛各有利弊；后来又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 基于对克虏伯大炮的认识；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编制上也仿照德国的炮营兵制。在一些水师中也配备了克虏伯大炮。1877年；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已经装备了十九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一百一十四门。每营有正勇一百四十四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六门；马匹一百五十匹；车十九辆。已经装备炮营的部队有亲兵前营、盛军、护卫营、铭军、乐字营。“此时的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王尔敏《淮军志》）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李鸿章更是大量地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这期间已经过了小日本窃据台湾事件和中法战争；客观上都促使清廷加快了实行军事改革的步伐；克虏伯后膛钢炮更是空前地受到欢迎。
1888年夏天；李鸿章定购了两百万马克的克虏伯军备物资；用来装备威海卫和大连湾的海军基地；两广总督张之洞购买了五十二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还计划与克虏伯谈判；投资三百万马克；在中国建一座炮厂；盛宣怀用十一万两银购买了四门克虏伯大炮。1889年；李鸿章麾下的天津军械所通过信义洋行；购买了价值五百五十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用来装备北洋海军的海岸防御系统。这是克虏伯在华贸易的最大一宗。 买了先进的兵器还得有人会操作。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一点也没有感到鬼子的“兵气”；反而把瑞乃尔留在了淮军中；聘他为教官；要他为中国服务；瑞乃尔便成了克虏伯派到中国的最早的军事教官。1872年；李鸿章又托克虏伯公司再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结果克虏伯方面代为雇了该国都司李劢协来华；约期三年。在李劢协任职期满将要回国时；李鸿章又派了七名淮军基层将官跟其前往德国；继续学习德国军事。被派去的人是：卞长胜、刘芳圃、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采、王得胜。
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1888年冬；李鸿章又从北洋武备学堂中选拔优秀学生赴德国学习军事；先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克虏伯炮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的工程训练。这次共选派了五名学员；考中第一名的是段祺瑞；其余几个是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腾毓藻。他们留德一年；学成回国后都派上了大用场。段祺瑞最为突出；几年后就出任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很多年之后；他竟与李家成了亲家；他的大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孙李国源）；吴鼎元当上了新军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先任陆军学校校长；后任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
在此前后；国内一批技术人员和兵工专家也不断地受到李鸿章的派遣；到克虏伯或德国其他兵工厂考察；其中有金陵机器局的技术人员王承荣；他回国以后不久；金陵机器局就开始仿造克虏伯小炮。还有晚清杰出的科学家、军工专家和翻译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他在英、法、德国考察了三十多个兵工厂；也考察了克虏伯厂；回来写成的《阅克虏伯厂造炮纪》；对该厂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运转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后来中国仿造克虏伯大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凡有大清炮台的地方；都能看到克虏伯大炮那高昂的头颅；基本完成了1874年海防大讨论中形成的关于海岸炮台设施的部署；同时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能够掌握和仿造西方先进武器的军事人才。
可悲的是；花这么多精力、花这么多钱买来的国防兵器；在后来的实战中并没有为中国赢得多少荣誉；除了在中法之战中还打了几个胜仗；刘铭传在台湾还派了些用场之外；最后在甲午之战中；由于决策和指挥的诸多问题；使很多炮台最终都一败涂地。旅顺炮台、大沽炮台、威海炮台；这些炮台简直就是李鸿章的命根子；那是他二十多年的心血所在；都装备了全中国最好的大炮。旅顺炮台失守时；据说李鸿章老泪纵横———那不仅是他的心头肉；还是他终生的强国之梦；他岂能不老泪纵横？ 战败归战败；李鸿章还是不能释去克虏伯情结。一年之后（1896年）；他以七十三岁高龄奉命作欧洲之行的时候；尽管已显出老态；在洋人面前几乎已经豪气全无；甲午战败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但他到了德国；还是没忘记往远在埃森的克虏伯炮厂走一趟。在克虏伯；他自然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接待；他毕竟是该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克虏伯还专为他印制了四张一套的明信片；赠送了不少礼物。至今在克虏伯公司的历史陈列室里；还悬挂着他的肖像。
关于这些礼物；其他东西现在已经很难查询了；但有一样肯定是李鸿章所喜欢的；并且现在还留在上海；那是一门克虏伯当时新研制出来的小钢炮的模型。 当年李鸿章回国后把这个模型送给了他的小儿子李经迈（李经方和李经述都跟随李鸿章出国；惟独李经迈没去）。李经迈去世后就传至他的儿子李国超手上。李国超在1949年前出国时；因行李过重；将五只箱子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处；箱内之物就包括了这门小钢炮模型。解放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这五只箱子也被带了过去；由上海图书馆继续保存；结果一存就存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90年代；安徽社科院淮军研究中心牵头主编《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收集资料；该中心的主任翁飞先生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王鹤明先生的安排下；曾来到上海图书馆；破例得以打开了箱子；目睹了那五个箱子里的李家故物；看见那门克虏伯公司的小钢炮模型居然依然在焉。 据翁飞先生说；箱中还有李家祖宗画像、家庭账簿、图书资料和照片、书信等；应当是研究李氏家族的权威材料；也是研究近代家族史和城市生活史的生动材料。
但是2001年李氏家族在编写《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俗称李鸿章家族“老六房”）时；李鸿章的曾孙李家骁先生与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吴胜副馆长；以及笔者；到该馆要求参考阅览这批李家故物时；却遭到了拒绝。该馆当时的近代文献中心主任说是“未经整理的文献；一律不开放”。其实她不知道；翁飞早已向我们露了底；我们不便当面说穿罢了。后来笔者又多次与该馆交涉；然而直到笔者走笔至此；仍旧未能获准参阅这批资料。
第13节 铁路之难岂能难倒李某人
在晚清满朝文武中；最早、最起劲地鼓吹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又吃紧了；边疆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危机。在北方；沙俄利用“阿古柏事件”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在南方；小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侵略了我国台湾；英国人又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遥远的西南地区为了加强海防；为使沿海七省联为一气；战时能呼应连通；及时运兵；共同御敌；他提出必须兴办铁路。
在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大办实业的思想和战略；其中就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战略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其他官员也积极附和；因为参与大讨论的都是各地督抚；而且都是沿海最吃重的位置上的封疆大吏；面临的危机感是共同的；意见也容易趋于一致。 可是这些意见递上去；买舰买炮的事情初步定下来了；而铁路问题并没有下文。朝廷里的保守势力相当大；说什么“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以种种理由阻止。与十年前的那场关于京师同文馆内；是否应设天文、算学一科的大讨论一样；讨论来讨论去；各执一词；各不相让；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清廷手里。对于洋务一直懵懵懂懂的皇太后；“亦不定此大计”；于是就采取绝口不谈的态度。
李鸿章熬不住这种沉默；就常去跟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通声息。奕就是当初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光绪皇帝的六叔；他是清王朝文武百官中；难得的一个洋务细胞非常活跃的一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主心骨。由于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保守派那里还挣了一个“鬼子六”的雅号。李鸿章不断地向“鬼子六”施加影响；极陈铁路之利益；请求先试造清江至京城这一段；以便于南北转输。 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有他的难处。虽说他是军机大臣；又曾是慈禧的同盟；但政治这玩意儿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盟；说明有共同的利益；但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一致。
慈禧对铁路一直没有概念；花费又属巨大；是不会轻易点头的。奕也不愿在朝廷里树敌过多；还指望李鸿章他们“自下而上”地“运动”呢。 那时候的中央也怪；真是屁大的事都要下面请示汇报；对下面实在也是管得太多；真也太难为了李鸿章和他的哥儿们。现在人们看李鸿章上的奏折；党政军大事固然不少；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属于鸡毛蒜皮屁大的事。比如他要派几个人跟外国教练学本事、他聘请的外国教练人品如何、他要办个外语学校等等；都要打报告，所以要修一小段运煤的铁路；自然也要打报告批准。不知那些督抚大员整天要泡在公文里那么多时间；于公于私何益？这么一来；可害苦了后世文史工作者；后人就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做整理工作：上海图书馆内的盛宣怀档案就有十五万件（号称《盛档》）；安徽省翁飞他们编的《新编李鸿章全集》已经编到了三千万字了；还是打不住。
这样看来；那时候当个官还真的要有点科举的功夫；否则怎么应付得了那山海般的公牍？ 可怜的李鸿章只好来个阳奉阴违；先在下面搞点小动作再说。于是先拿唐山的煤铁矿区作为试点；修筑一段运煤的铁路；总共才十里路程。然而就这么一点“毛毛雨”；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878年；先由开平煤铁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唐绍仪家族的前辈；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买办；原英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来被李鸿章“挖”来为清廷办事）出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经费由矿务局自己筹集。这么好的事；竟因清廷里大臣反对；没有修成。1880年；再次由唐廷枢出面“泡蘑菇”；提议从胥各庄到涧河口开一运煤河道；同时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修筑一条连接河道的轻便铁路。为了避免朝臣的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表面上在敷衍；暗中继续做小动作；伺机得寸进尺。但无论如何；几经斡旋；中国自己造的第一条铁路终于在1881年6月9日开始动工兴建了（以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