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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
李宗仁忿忿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见李宗仁态度强硬，张群也知道蒋介石做事太过分，本不想招揽这得罪人的差事，可无奈利害关系又在老蒋那一边，便以缓和的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时，张群的电话也追了过来，报告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乍一听到电话中张群转述蒋介石的指示，一口一个“李副总统”，联想到刚才此公一口一个“代总统”，李宗仁心中火冒三丈，想骤然发作。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党国危亡，前途未卜，还是不计较为好。于是，便淡淡地答了一声：“就如此办理吧。”
次日早上，一到办公室，李宗仁便吩咐秘书拿来当日报纸，摊开读罢，气得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仍是昨日在张群处看的原样，绝无蒋介石“引退”。“辞职”等字句。
此外，更使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已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白纸黑字的通令上，赫然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事前竟然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吴忠信字），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不由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李宗仁愤怒地说。
吴忠信的利害关系在蒋介石那边，怎敢造次？便一肚子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罢了，罢了！李宗仁仰天长叹。
“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兔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伤心动气的一席话，引出了吴忠信的肺腑之言，他诚恳地劝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民国十六年，咱俩就是一块共患难，虽不够情同手足，也是兄弟一场；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留下的人，你还在争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果然，吴忠信一席劝解，使得李宗仁清醒了许多。这位可怜兮兮的代总统铁青着脸，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某人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出掌总统大印，李宗仁原本还多少有些信心。虽然他明白，老蒋不会让他顺顺当当地主政，但毕竟是大势已去，党心民心所向，再加上美国朋友的支持，他还颇有一番抱负。可是，当他真正坐到总统宝座上时，尽管宝座上还有一个“代”字，便立马感到了事情的复杂。主政总统府，开局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好不晦气！
很快，“李代总统有职无权，一切军国大事还是总裁说了算”的议论传扬出去，南京城沸沸扬扬，民间舆论纷纷为李宗仁鸣不平。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话，为李宗仁打气：“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明眼人都感好笑，李宗仁身家性命均在蒋介石手掌之中，还奢谈什么“真皇帝”！
其实，李宗仁的处境还不如“假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笼中皇帝”。蒋介石归隐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安排，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面对的是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是又不得不收拾。于是，立志在非常时期力挽狂澜，准备做党国中兴之主的李宗仁思虑一番，确定了三大要务：第一，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其底牌是划江而治，搞它一个南北朝，这也是美国朋友最希望‘的；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上台伊始，为争取军心民心，并向共产党方面表示友好的姿态，李宗仁先签发了两个手令：命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这是他上台后的“亮相”。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谈的诚意。当然，他也不是不知道，释放张、杨二人无疑是在老蒋的伤口上撒盐，肯定会招来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应。可是，搞政治，讲的是大势大局上的利害关系，还是应以党国大局为重。于是，斟酌再三，李宗仁还是决定打这两张牌，力图以点带面，加强自己的地位，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李宗仁的两个手令有了回音。
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长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除非开动印钞机！
参谋总长顾祝同向李宗仁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今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四川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话虽然委婉客气，但仍是个软钉子。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秘书程思远飞台湾，当面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一向待人谦逊的陈诚，这回却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无奈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的劳军与释放政治犯两招，没想到一招也未落实，看来老蒋是要带我们上绝路啊。李宗仁沉思良久，现在惟一可行之路，便是硬着头皮与共产党和谈。经过一番考虑，他吩咐程思远：“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挥了挥手，带着几多愤慨，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心里明白，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是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允许李宗仁在谈判的条件上讨价还价，惟一的选择是接受中共的条件，开始和谈。
李宗仁对和谈采取的策略是：先谈起来再说，同时尽快争取美援。在李宗仁看来，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
1949年1 月27日，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了呼吁和谈的电报。在这份由程思远起草的电报中，他多少带有诚意地称：“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惟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 月4 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
蒋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的立法委员，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300 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此刻，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同意以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是要换取国民党在目前困境下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而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他却心中无底。因为，一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胃口有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守住长江。
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李宗仁最为担心的，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当然，就这两句口号而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胃口”。此外，以毛泽东的性格、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共产党现在人多势众，人心民意所向，人家在顺境中能与你谈什么“划江而治”吗？们心自问，三年前，共产党认真同你国民党谈停战并签定了停战协议，你国民党不是自恃人多势众，有美国人撑腰，以军事进攻作为回答吗？可是，事在人为，想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北岸，也不是没有可能。首先，美国支持此方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运作此事，并通过苏联政府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也许这一方案会有一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曾说：划江而治，搞一个国共两党“南北朝”，是他最大的政治报负。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构成了李宗仁全部言和活动的精神支柱。
在第二个方面，李宗仁似乎有几分自信。蒋的嫡系和主力虽然已经基本丧失了，可他又加紧训练了200 多万部队，加上原有的200 多万，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同共产党隔长江对峙个三年五载总不会太难吧！
李宗仁在做一个梦，不过已经不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之梦，而是抱残守缺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致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李宗仁迅速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竤等人为政府的正式和谈代表，筹划和谈事宜。他还建立秘密的私人渠道，以求可以与中共最高层直接对话。1 月底，刘仲华、黄启汉作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秘密到达北平。在西郊颐和园，他们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其次，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表明诚意，刘仲华向叶剑英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李、白在京沪一带国民党国防部部署的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有一个军，另外还有第55、68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如果需要，这些部队可以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次谈话后，叶剑英迅速将刘仲华、黄启汉传递的信息电告了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 月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明确指出：“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应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CC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对于中共的建议，刘仲华面有难色地表示：“李宗仁虽为总统，但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
与此同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