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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胡斯曼夫人给在座的鼓劲，说今天早上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昨天也是7架，这使我们感到很有希望。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都是谣传，折中一下也许更接近事实。
今晚当我回到实验学校的房间时，在月光下，我忍不住站在铺在草坪上的国旗旁。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动机和所作所为如果不自私、不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将具有多么大的和平和正义力量啊！即使现在，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联合采取行动的话，人们还有可能为了后代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怎样在不同时期，利用我们民族的遗产，并出卖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清教徒先辈们历经磨难后才得到、并转赠给我们的！9月21日，星期二零点来到了，感谢上帝，一夜平安，睡了个好觉。7时，我去诵经厅等汉口伊娃的长途电话。昨晚就想和她联系，但邮局说电话线路太忙，我要等好几个小时。
上午8时。我与伊娃通了电话，谈得不错，我告诉她，恩兰和地理系正在去汉口的路上。她说，不知道他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学生，因为宿舍已爆满。当我告诉她吴博士宁愿把我们的学生集中在长江上游的一处而不是两处时，她说将设法再找一处房子。到目前为止，武汉没有遭到空袭，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未来也安全，这倒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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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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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帕克斯顿打来电话，邀请吴博士、凯瑟琳和我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有误，应为tiffin。，同时，在空袭时也可以躲进大使馆的防弹地下室——根据长谷川海军中将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的最后通牒，大家似乎都以为空袭在12时开始。我们对帕克斯顿的邀请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空袭开始了，我们不想离开我们的集体。在电话中他还告诉我，他同约翰逊大使谈了很久，大使同意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笑着说，现在他同凯瑟琳和我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了。
今天上午，F·陈先生去了南京的主要商业街，看看能否买到我们准备做旗帜所需的红、白、蓝布，但他说，唉，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门关得紧紧的。
昨天深夜和今天一大早，我们能听到汽车匆匆驶向下关——长江码头的声音。我想知道在过去24小时里有多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吴博士去了教育部，看看能否得到批准，当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时，我们的学生能在那里借读。她从教育部得到的保证，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向在上海地区的学生发出通知。圣约翰大学正在向政府申请注册，我们的一些老师将到那里去，这两个事实是我们得到口头保证的原因。
万一今天有大范围的严重破坏，我们组织了一些自愿人员——一些老师和两名看门的工人，在警报解除后立即到鼓楼医院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来看吴博士，他说中央大学已决定迁到四川重庆，并力争11月1日在那里开学。
我刚刚给里斯、贝茨、斯迈思、谢泼德和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PlumerMills）写了信，提出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设想是弄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里飞过去，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我们可以把斯坦利·琼斯（StanleyJones）的信投给日本人，还可以告诉他们通州屠杀和上海事件的真相——这两个事件被他们不断地用来煽动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我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在我看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轰炸医院和难民火车更缺乏理智。这一设想很可能意味着损失一架飞机，牺牲飞行员及其他一些人，但是为了和平，这一牺牲难道不值得吗？午饭吃得很仓促，实际上，我认为吃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人吃得比平时多，他们说不知道何时能吃上下顿饭。现在已快下午2时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接受帕克斯顿的邀请去吃午饭。
下午，我为吴博士写了一些重要的信，一封是给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孙先生的，另一封是给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的，叫她们去上海；两封给武昌的教师。在5时至6时间，我骑车到附近转了转。谁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有一位绅士同我谈起美国大使馆决定撤离的话题，那么至少有六位其他的人也会谈论这个话题。他们确信，美国大使馆之所以撤离，是因为他们害怕，而其他的使馆都不会撤离。我很高兴地解释说，美国国旗还在飘扬，至少大使馆里还有一名美国人。一位慈祥的老农走过来问我，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噙着泪水说，穷人忍受不了多久了。看着他那张饱经忧患的脸，我不忍心告诉他，基督教国家曾经打了四年漫长而又激烈的战争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只能安慰他说，我希望并祈祷这场战争很快结束。
晚饭后，我同林玉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4届毕业生。聊了很久，她在市立医院做社会工作。她说她在大学学习的时候，老师告诉她要珍惜生命，但在上个星期天，当她看到几十具残缺不全原文mutiliated有误，应为mutilated。的尸体时，她对所学知识的价值提出了疑问。有两次她离遭到猛烈轰炸的地方很近。
现在是9时30分了，大轰炸还没开始，但是凶兆还笼罩在人们心头。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
别为吴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我们和其他人担心，因为我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
解释：本日记开始于1937年8月12日，写日记时特别想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员工——那些熟悉校园生活的人。由于这些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因此日记中有许多打字错误，但没有进行修改。由于没有时间重读一遍，所以也有许多重复之处。既然有这些理由，日记就这样写了。希望这些日记能向许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展示，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M·V（明妮·魏特琳）9月22日，星期三今夜不适合轰炸——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因此，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休息。我们无法预测白天会带来什么，因为在我们脑海中还清楚地记得那位中将的警告。有某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我们心头，但正所谓“征兆并不等于就是威胁”。
凯瑟琳主持了早上的祈祷和团契活动。在这些忧伤的日子里，祈祷似乎是多么的现实和重要。现在打招呼时说“祝你平安”显得多么意味深长，而以前只是寒暄之语。这些熟悉的赞美诗和祈祷，对我来说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意义，特别是这几句话：“你的愿望会实现，因为你就是力量和荣耀。”上午10时15分。第一次警报响了。10时45分，紧急警报又响了起来。我检查了所有防空洞和地下室后，去了东院的防空洞。不知怎么，我原以为天空将会布满飞机，有点像秋天的天空中大群黑鸟飞过时的情景，但实际上飞机的数量并不比以前多。很快我们就听到重型轰炸机飞行时发出的嗡嗡声。11时，第一批炸弹落了下来，好像在东面玄武湖附近。后来我们听说目标是国民党的总部指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文为NationalParty，但显然是指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党部位于距玄武湖不远的湖南路上。。接下来安静了一会儿，到11时25分，日本飞机又开始投掷炸弹。这次听起来好像就在附近，在我们南面的五台山区域，一门新部署的高射炮也响了起来。我们的防空洞里有三个孩子，幸运的是，在这个乱哄哄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接着又是一阵安静，11时40分，我们听到北面很远的地方有炸弹的爆炸声，大概在浦口——江北的铁路枢纽。中午响起了空袭解除警报。我们在防空洞里伸展疲惫的四肢，但由于它很矮，我们无法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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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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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长助理、两名女校友、两名工人和我立刻到鼓楼医院，看看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斯迈思已到了那儿，正在打电话联系汽车。一些医生和护士已前往轰炸现场。6名受伤的警察和两位平民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是在国民党总部附近受伤的。很明显，国民党总部损失不严重，但附近的民房被毁，两人死亡。斯迈思一直在努力工作，帮助组织医院附近的救援工作。他最大的难题是空袭后难以弄到足够的汽车，因为医院没有救护车。
下午2时。我刚刚从医院回来，吃完饭，这时警报又响了起来。到3时30分，警报才解除。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看到下关上空浓烟滚滚。后来人们告诉我们，轰炸的目标是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枢纽，但是炸弹落在了几个十分贫穷的村庄里。一枚燃烧弹落在一个村庄，一些受伤的人被烧死。
下午4时～6时。吴博士和她的秘书写完了给上海地区50名学生的信。我们在尽量实现我们与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大学的合作计划。
我写完了吴博士致全体教工的信，这封信是有关本学期教师基本工资情况的。许多人的工资仅为正常情况下的40％，正常上班者也只是60％。但即便如此，学院还将出现赤字。
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在第二次空袭后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很高兴地报告说一切平安，他告诉我们，约翰逊大使已返回大使馆。我希望今晚再下雨，白天的空袭要比夜晚好些。刚刚收到埃斯特的来信，她接受了重庆大学的一份差使。
9月23日，星期四好哇！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而且很厚，这意味着我们的“访问者”今天不会来了，对日本飞机来说，夜晚的天气也不够好。程夫人去了太平路，看看能否买到做旗帜用的红、白、蓝布。同陈先生一样，她也说除了水果商店外，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
上午为吴博士写了几封信，并写了两页日记。没有空袭的时光真是太好了。中午，上海的电台报道说，西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的行径，特别是对中国首都的轰炸。很显然，美国也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我很高兴，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9月21日大使馆撤离所遭到的批评。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硬而又具建设性的和平建议——它是如此的强硬和具有强制性，这样双方就会停止战斗。
今天中午我又帮助吴博士写信。这些天她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全国伤兵救济会即全国妇女战时救济联合会。的工作上。下午5时，我骑车去看斯滕尼斯（Stennes）队长，听听他对我的计划（派一架“友好”或是“和平”飞机到日本去，把真实情况告诉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真相的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有一辆看起来是官方的汽车停在他家门口，因此，我没停下来，而是去了杨丽琳家。她劝我留下吃饭，我同意了。她的丈夫在外交部工作原文为oneoftheministriesofForeignAffairs；ministry可能是minister的笔误。，他说，昨天日机共投了80枚炸弹，但是，国民党总部似乎是惟一具有军事意义的地方。
今天中午，贻芳去了蒋夫人家，并同蒋总司令和蒋夫人共进了午餐。他们讨论了怎样使中国的朋友得到确切消息这一个问题。贻芳穿的是件旧的蓝色布袍——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习惯。
下午4时。帕克斯顿先生来看我们的防空洞和地下室。他说我们的防空洞修建得很好，选址也不错，并认为我们的防空洞能够抵御轰炸。但我个人认为，这些防空洞经不起炸弹的直接命中，但是直接命中的机会毕竟很少，干嘛要庸人自扰。
晚上11时。每晚天黑后我们都能清楚地听到外面路上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听起来像是浇筑水泥的声音。也许是在我们附近修建防空洞。今晚我们收到了纽约“创始者董事会”的一封电报，告诉我们美国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们。他们用的词是“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觉得他们不妨说“坐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每天有数小时是坐在防空洞里度过的。
9月24日，星期五今天可能也不会有空袭，因为天阴，而且云层很低，早上也有点凉。当女勤杂工给我送开水的时候，我说：“今天天气很好。”对我的话，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笑着说：“是的，天气很好。”她是一个称职的老童子军，沉着、坚定。她是我们东院的队长。正是她带着那只装有化学物品和防毒面具的箱子。空袭时她的防空洞里没有声音，真的！我认为她相信日本飞机上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