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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讲得很清楚：在没有澄清和程夫人之间的误会之前，她是不会回来的。晚饭后，玉玲、诚申和我反复讨论此事，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明天让凯瑟琳·舒茨带着我们写给林弥励的信去请她回来。我本想亲自去，但实在走不开，这样做多少会使林弥励感到面子上过得去。我们在信中力劝她忍让一些，程夫人是难以说服的。程夫人认为事情全怪林弥励，如果林弥励也这样的话，那事情就没希望了。可怜的蒋介石！我理解他在解决人事纠纷方面的难处。
今天下午，有71名学生缴了学费。
2月14日，星期三今天继续报到。到晚上5时已有150名学生报到了。和一年半以前这些班刚开办时相比，米价已经涨了2倍，我们不得不增收伙食费。程夫人担负起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艰巨任务，她力劝她们把伙食费尽量缴齐。
今天下午，热心肯干的凯瑟琳带着我们的5封信出发去上海，请林弥励回来。坦率地说，这是我遇到的最令人灰心的事情之一，两位得力的职员观点格格不入，她们宁愿眼看着我们努力开创的事业半途而废。假期快过去了，这两位同事仍未和好，但愿不会总这样下去。
机密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程夫人和我开了行政委员会会议，继续商讨一些校务问题。我认为，凯瑟琳小姐带着我们请林弥励回来的信件去上海，这种做法堪为上策。
程夫人当时没有表态，但是，瑟斯顿夫人走后，她告诉我，她不同意我们的做法——那样做只会使林弥励比以前更傲慢、更专横，并说她干完这学期就不干了。看她这样大发脾气，我开始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是，后来却感到些许欣慰，因为，我相信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她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发脾气，总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脾气要好得多。
面子的力量真大，它决定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让我们寸步难行。为了面子，除了不愿去死，人们什么都愿意干。
2月15日，星期四今天早上7时45分开始上课。第二节课，我和高中学生进行了交谈。
9时45分。我们举行了开学的首次祈祷仪式。4时30分，菲利普和希尔达来接我，让我和他们一起出去兜风。我们去了国家公园。公园外面是有钱人的住宅——这些豪宅（罗森博士看了会说，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盖起来的）都已经毁坏了。只有几块碎砖头告诉人们，这里以前多么风光。凯瑟琳和林弥励，今天晚上还没回南京。
2月16日，星期五一整天，我都在写本周末要用的3篇讲话稿。工作被打断了好几次，难得能连续写上一会儿。
今天下午5时，我派人把盖尔博士的厨师好心烘烤的一只精美的蛋糕，送给正在美国大使馆的格拉斯福德海军上将，并随蛋糕附上一封致歉信，说我和凯瑟琳都不能去参加在美国炮舰“吕宋号”上举行的自助晚餐和电影招待会了。我本来想去换换脑子，放松一下，但是，林弥励和凯瑟琳要回来了，于是不想去了。
下午5时。林弥励和凯瑟琳从上海回来了，林弥励看上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疲惫。我很高兴她回来，因为，是她担负了管理家政班的重任——虽然没达到我希望的水准，但也很不错。心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想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凯瑟琳不辞辛劳去上海请林弥励回来，她做得很好。
2月17日，星期六今天早晨，我们20人参加了家庭祈祷会，吴先生和袁小姐也来了。
上午9时。我去了南门基督教堂。那儿正进行一个为期两天的静修活动。参加者很有意思，其中80％是年轻妇女。年轻男子很少，许多男人不是去了西部，就是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相信，现在这座城市里年轻妇女的人数肯定是年轻男子的两倍。
街上人很多，孩子们提着灯笼，有一种节日的气氛。是时候了，街头各式灯笼齐现——鸭灯、兔灯、龙灯，不久还会有一个大型花灯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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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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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我在贝茨家吃晚餐，来宾中还有日本全国基督教会的司马博士及其他几位日本基督教徒。陈教授和齐先生也在座。席间，我们畅谈了上帝对世人的爱。我们都认为，派日本传教士来中国，并向中国人传教——确切地说是和中国传教士共同向中国人传教，就现在的情形来看，这一措施的动机令人怀疑。
2月18日，星期天8时30分。我和瑟斯顿夫人一起吃早饭，有上等的咖啡、用浅铁锅烤的蛋糕，还有正宗的黄油。今天天气真好，使人真正感到了春天！10时30分的学生礼拜由瑟斯顿夫人主持，王邦契先生布道。上星期四就开学了，但许多学生还没返校。
下午1时，我到南门教堂参加静修。我领着教师们第三次集体研习《圣经》，读的是《约翰一书》，这是我们祈祷的主题。关于培养爱心的那段经文讲得多好啊！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校园里静修时不能讲习这一章，惟恐人们会以为是针对他们的。
晚上7时15分，高一的学生主持了信教学生的礼拜，礼拜准备得很充分。有两个学生布道，一个学生领头祈祷。礼拜结束后，每班有一名代表留下来交流体会。我们计划下周为信教学生举行一个祈祷仪式，时间定在星期三早晨6时40分。
2月19日，星期一我仍在尽力调整课程表中相冲突的课程。今天早上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周会。大王作了精彩的讲话，他告诫学生：她们受的教育必须以诚实、正直的人品为基础，否则，毫无意义。
上午11时，我和瑟斯顿夫人商量了吴博士最近来信提到的一些问题。她们将于3月2日在中国西部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准备向会议提交1940—1941年的财务预算。根据过去半年的试行预算来做这个财务预算，按理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南京的米价涨到了每担30美元，这在南京是史无前例的。农历年过后，米店因为担心遭到抢劫而关门了。程夫人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该现在买米还是3月底需要时再买。谁知道那时米价是多少呢？今天，我一直在努力为实验班的管理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但是，工作屡次被打断。首先，胡大妈是学校的邻居，我认识她已经有18年了，知道她是个好心人，她领来一位附近乡下的男子向我求助。他50岁开外，是个节俭的富农，有100多亩地（合16英亩）。他的独生子被捕入狱，正在遭受日本人的严刑拷打，硬说他是游击队员，还说他藏匿武器。这帮土匪就是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接着，黄医生的老母亲来找我，请我帮她的黄包车夫。这个车夫得养活8口人，以现今的米价，他根本买不起米。后来，一位姓姜的男子来见我，问我是否可以把中国科学协会的那块地租给他。他哪里知道，只要他能保护好那块地，不让人把那里仅剩的几幢房子拆掉，我宁愿让他无偿使用。
4时30分，我骑自行车出去转了转。
2月20日，星期二～22日，星期四看来，要做完任何日常工作都很难。我去办公室时，经常暗下决心，要把一些工作做完，但是，到下午5时，这些工作连碰都没碰。
许多人来请我亲自出面或是写张条子给国际救济委员会，允许他们领救济粮。米价不断上涨，人们也越来越绝望。罗小姐负责做邻里的救济工作，由于力量有限，她无法应付我们希望她做的一些调查工作。
在鼓楼教堂，伯奇夫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助那个地区的穷人。我们这里参加星期天礼拜的大部分人都是困苦不堪的穷人，但是，教堂又能怎么办呢？2月23日，星期五我今天都累昏了头，整天都在忙着给勤工俭学的学生派活儿。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增长见识，而且活又不太累，实在不容易。如果哪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担当此任，我非常愿意移交这一工作。我会慢慢对袁小姐和罗小姐说，她俩对这一工作有些兴趣。
最近，许多架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可能是去附近的城市或其他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约翰·马吉说，许多满载伤兵的卡车从他们附近经过，好像附近有战事。
2月2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8时，3个孩子由亲属领着来找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躲在道格拉斯·詹金斯家但仍被日军杀害的那两名男子。孩子的母亲都来了，我们给了一位母亲100美元，让她做点小生意，并且供长子上学。当另一家下次把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叔叔带来时，我们也会给他们100美元。我们希望他们用这笔捐款让这4个孩子上学，给他们一个谁也抢不走的人生起点。
整个上午我都在重排勤工俭学的计划。下午1时～3时，我根据刚颁布的计划，监督工作的落实情况。3时～4时，我监督工人洗拖把和抹布，如果不要求他们每周都洗，他们一学期最多洗一次。
今天，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可怜的霍顿去上海才几个星期，回来后便发现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要求辞职，要去一家新建的市立医院——可能是奔高薪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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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40年（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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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现在，我又要安排这一学期的工作了——勤工俭学计划等等。上周六下午1时～3时以及今天的同一时间，我都在监督学生进行教室大扫除。被选出来协助我工作的6位女学生很负责，她们因此得到了锻炼。我得挑选一位对此事很感兴趣的人，明年接替我做这项工作，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非常有益于培养人品。
昨天，那两个人从庐州回来了，身上背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棉花胎，实际上是一条装满了羊毛的白色被罩。羊毛是从古尔特家剪来的。现在，我们准备教学生织毛线和染毛线。我们希望教会许多学生做这种活儿，然后，她们可以回家教其他人。我们精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手。
芬兰节节败退使我们感到悲哀，然而，我们必须坚信战火的灰烬将孕育出一个更坚强、更纯洁的国家，因为，真正高尚的人经历苦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纯粹。
这星期，我和瑟斯顿夫人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这些事。我们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们一直人手不够，而且，我们有规范的课程表，再花时间去收集教师的个人课程表就显得没有必要——这将浪费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但是，我确实也不该为此发脾气。
上个星期一晚上，我太累了，6时30分就上床睡觉了，因此，错过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场气氛热烈的音乐晚会。
我们想为邻里30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开办救济班，但是，我们买不到足够的大米给孩子们吃。
程夫人对买米的问题一筹莫展。我们的米只够捱过3月份了，她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现在买还是再等等看。她侥幸地认为，也许汪精卫来南京时，米价就会降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不会来的，即使他来的话，也不会久留。真是一团糟！3月22日，星期五我已经有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为什么呢？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
3月7日（星期四）～3月15日（星期五），我一直在上海，其中有4天参加全国基督教教育年会，大概有20人出席了会议，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有来自敌占区的，也有上海本地的。遇到这些在教会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听他们报告主要面向中学制定的教育计划，我感到很有意义。
来自北平的代表对北平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穷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在上海的其余几天，我为我们的手工课程买材料，也为我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几天来，我一直为自己购物花掉的钱而感到心中不安，那么多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亟须救济，而我却为自己花掉那么多钱，这�